“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与故人的分离，总是让多愁善感的诗人黯然神伤。山长水远，生死契阔，不知何时方能相见。诗人走走停停、频频回首，最后索性下了马车，与朋友临水而坐，把酒共饮。起句点明别离的主题，“重分携”、“驻归驾”，表现了和友人依依惜别的深重情意，奠定了整首诗浓厚的情感氛围。
“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这里不是孤立地描写景物，而是借此表现诗人的情感活动。这里一切安详静谧，放眼望去，天长水阔、无涯无际；自然界万物自由生长、生生不息、此消彼长。此联描画远景，意境阔大明朗，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收漠漠平野于笔端，纳浩浩江流于眼底，为整首诗渲染出了一个江流邈远，山色苍茫的氛围。着墨极淡，开阔空白、疏可走马，却给人以伟丽雄奇之感，深得国画淡处着色而气韵生动之三昧。
“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诗人在这里表明万物相互凭借、相互统一的关系。朔风吹过，会有大雪三日；形成天地的要素掌握着天地万物本原的发展变化。陈子昂《感遇》有句：“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遗山由此悟到凡事都有典定数，于是他开解朋友并宽慰自己：就这样吧，生死穷通皆有定，悲欢离合总难免。此时诗人的心境已渐渐从离别的伤怀中解脱出来，变得目光开阔，心明朗。
“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九座大山郁郁青青、山势险峻、气韵峥嵘、壁立万仞而不可凌辱。诗人在这里描绘了一幅清刚雄健、格调高远的图画，使远归和送别之人心胸为之一廓。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上联气势雄健，此联舒缓柔和，形成鲜明对比。清冽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只有微风偶尔掠过时，会在水面上激起淡淡的水纹；身着素羽的鸟儿悠闲自在地在天空中缓缓飞翔，轻轻滑落在长满青草的水渚。“寒波”和“白鸟”，“淡淡”和“悠悠”，“起”和“下”，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将“寒波”和“白鸟”都拟人化了，仿佛它们也富有情感。“淡淡”、“悠悠”两个叠字的运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江水的平静和鸟儿的从容；而“寒”和“白”则用淡墨着色，留出大量的飞白，简笔勾勒出了一幅冲淡平和、宁静闲雅的幽美意境。两句表面上是写“水”和“鸟”有情，其实还是写作者之情。一是体现诗人面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致，不由得心胸豁然开朗、悠然自得的心情。二是寓有诗人的寄托。既然社会如此动荡不安，还不如退而临水，过一种安详宁静的生活。此联不是泛泛写景，而是景中有情，言外有意，堪称千古绝唱。
“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自然的景致是如此闲淡有致，而诗人归去的心情，却是急迫的。用自然物态的悠闲自在、从容不迫，来衬托诗人的似箭归心，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
“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前人常用“壶觞”来表示饮酒闲适的生活。如陶潜《归去来辞》：“引壶觞以自酌。”面对如此美景，诗人禁不住把酒临风，吟诗长啸。这是历代文人诗酒生涯的理想生活图景：置醇酒一斛，约朋友两三，觅美景一处，流觞曲水，吟诗唱和……这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飘逸。然而，诗人的笔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想起在尘世间的劳碌奔波，远离家乡的漂泊、知交的零落，诗人不由得悲从中来，仰天长叹。
“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进一步描写归途的景色。长亭相送，终有一别，诗人与朋友洒泪告别，登上了漫长的赴任之路。当辚辚的马车渐行渐远之时，诗人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看到朋友们仍旧伫立长亭，但身影已经模糊不清，终于织进了一片漠漠烟林……此情此景，宛如一幅澹远清隽的小画，韵味深长。此联境界恬淡，气韵生动，颇有王维诗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韵和陶潜清新明丽的美感。
这首与众不同的留别诗，没有将笔墨花在写离情别绪上，恰恰相反，它表现的是对这种情绪的超脱，通过大段的写景它表现出一种人生的解脱，对心灵超脱境界的向往，否则就难以理解这首诗，特别是诗中的景物描写的深意。全诗由交代离别折向眺望之景，又回到抒发感慨，最后复归为“无我之境”的超然，跌宕有致，而“怀归”二句实乃点题之笔，不可放过。作为五古，这首诗也体现出元好问的诗风。
词的上片写景，描述出词人对充满了苦难的祖国河山的挚爱深情，细致地映衬出一颗爱国志士的忧国之心。正因为词人热爱祖国，深深地为国事担忧，才在下片的抒情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报国情怀。下片意承景来，接以政治失意的对比，愈显其情真意切。结拍“人生只有情难死”句，这“情”，既有思君报国之喻，又有壮志慷慨之义，形象地表现出词人的拳拳爱国心。词中用典巧妙，屈原的美人香草之思被作者化用于词句中，委宛曲折，如泣如诉，扩充了词的伤感意蕴。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深了全词的感人情境。
此词创作时已入初夏，三春已逝，作者回顾在京游踪，恍如一梦，故词以“九十韶光如梦里”一句起调。紧承此句的“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中的“销魂”两字，用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意，以表达其离京时对这片土地的依恋、惜别之情。后两句则为出东便门后所见田野间之景。此两句寓情于景，联系其“如梦里”的感受，上句所写“落日野田黄蝶起”之景，可与陈维崧《尉迟杯》词“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濛濛，和梦飞舞”三句合参，似化用《庄子·齐物论》中梦蝶的寓言，以表达其迷惘如梦的心情。
下句所写“古寸丛荻摇深翠”之景，则可参读作者后来在《南轺日记》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写“连日所行之境，绿杨万树，红蓼丛生，愈繁密处，愈觉萧疏”，“微吟二句云‘每当荻苇萧森处，便有江湖浩荡心’，盖深知世变之巨，将来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此时作者从寸荻摇翠中所产生的当也是“萧森”之感、“江湖”之心。
过片“惆怅玉箫催别意”一句，明白揭出“别”字，进一步表达此次离京的“惆怅”之情。继此句后，以“蕙些兰骚，未是伤心事”两句极言其离京时的伤心怀抱。在作者看来，楚辞中所抒写的幽忧还未足以道出他此时的“伤心事”。
结拍“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两句，则用诗歌的传统手法，托男女相思以表达其眷恋京国的缠绵幽约之情，而如果过片“惆怅”句是用韦皋与侍女玉箫典，则此两句中固有男女间生死相思的恋情在。人间的真情、至情是执着的、永恒的。“情难死”句是对此情的赞颂，与李商隐《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诸句，可称异曲同工。
叶恭绰在《广箧中词》中以“沉痛”两字评此词。其词情之如此沉痛，当因写此词时，其别情离绪是与其落第后的失落之感及其关念时事的忧国之情交织为一的。此时，政局日非，内忧外患迭起，是国危如缕的多事之秋。作者此次在京时曾于致友人函中对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的签订极表愤慨，又曾与人谋议劾李莲英事。此词起调“九十韶光如梦里”句，似也寓有对清皇朝的盛世已如梦如烟、一去不返的感慨。“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两句，更似寓有对鸦片战争以来一再丧师失地，使河山蒙羞的悲愤，而“落日”之景本就可以喻示国运之衰微没落。下片词所说的“伤心事”，应不仅仅指离别之事。其就楚《骚》翻进一层而言者，盖自伤生逢末世，身历千古未有之变局，目睹接踵而来之国耻，其烦忧苦恨固有与屈原相通之处，但其时、其事则大异于屈原之时、之事，其伤心怀抱更有甚于楚《骚》所表述者。至于词的结拍两句所云泪痕之“重叠”、深情之“难死”，也应在离愁别恨外，还有更沉痛的世事之忧、国亡之惧，以及空怀革新政治的抱负而屡试不第、志业难展之恨。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思想内容
《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学记》是以《大学》为其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内容涉及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方面。
《学记》专门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原则方法等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学记》一开篇就用格言式的优美语言论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学记》开篇指出，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必须发展社会教化，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来实现。另外，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是，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地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的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国家，统治人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使其优先发展。
《学记》的作者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用格言式的精美语言阐发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君民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把教育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密切相联，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色。
二、教育制度与内容
《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了教育目的的同时，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
首先，《学记》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中央建立国立大学和小学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教育体制。其次，《学记》的作者提出了确立学年编制的设想。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他把大学的教育划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大成”阶段为二年一级。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最早的关于年级制的设想。
《学记》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大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考核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学记》指出，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完毕，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以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趣从容地学习。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首先，《学记》指出当时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所谓“呻其占毕”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而不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多其讯言”就是只烦琐地提问，一味地教训、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教师只顾赶速度，抢时间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使人不由其诚”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教人不尽其材”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及才能上的差异，教学一刀切，没有因材施教。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的危害极大，它导致学生讨厌学习和怨恨教师，把学习当成是痛苦的事情，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样虽然表面上看学生是每天都在学习，但却在学业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即使勉强结束了学业，也会很快遗忘掉。
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论述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道理，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即“预时孙摩”四条重要教学原则：一、“预”，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正如《学记》所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二、“时”，就是“当其可”，是及时施教的原则。《学记》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时候，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勤苦而难成”。三、“孙”，就是“不凌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学记》强调“学不躐等”，其主要意思：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四、“摩”，就是“相观而善”的原则。《学记》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但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学记》对中国教育史，也是对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即善喻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原则：《学记》指出在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片面专精；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即“心之莫同也”。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
臧息相辅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而且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它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主攻方向，学有所成（修）；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
启发诱导，即善喻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这是从教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教学管理与教师
《学记》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学记》把入学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开始，要求在开学当天，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典礼，用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开学典礼结束后，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首君臣宴乐的诗。这是为了告诉学生，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上了大学就是”官其始也”，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才能做一名忠于君王、勤政爱民的好官。入学教育结束之后，进行日常教学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上课时，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师上课之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即”夏楚”），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了学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但不要指手画脚说得太多，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依循由浅及深的学习顺序，做到”学不躐等”。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认为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有了好的教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得到斧正，不科学的内容体系可以获得调整，不明确的教育目标可以明确突出。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记》均有论述。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用“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来形象地说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所以《学记》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
《学记》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长善救失”。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为长”“为君”的素质。
《学记》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因为“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只靠事先备好的课，然后照本宣科，背诵现成的答案，是当不好老师的，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做到博大精深，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三是要懂得教育规律。知道“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道理，“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博喻”，即善于启发教学。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是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稳妥，举例不多但却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
关于教师如何进行自我提高的问题，《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推动，才使得教师不断进步，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结论。后来也将“教学相长”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教学相长”命题的提出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重视启发式教学（“开而弗达则思”），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教之谓孙”），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主张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并且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取长补短。
艺术特色
《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总结。它的语言多用对比，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得出简明的结论，而没有采取滔滔论辩的方法，但其论辩性仍旧可以觉察得着的。比如“大学之法……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一段，开头用对比说明问题，先正后反，最后一句总结，条理井井，使人一目了然。
《学记》在论述中，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简洁鲜明，不枝不蔓。比如“虽有嘉肴……教学相长也”一段，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强调学与教的关系，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的结论，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