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寄赠诗。
深山,古寺,朝霞,晓钟;积雪皑皑,幽林簇簇,人迹稀少,这是一幅明丽、清幽、干净、恬淡的生活图画。故而作者虽然闲居于此,冷落寂寞,却满心欢悦,安居不归了。当友人高升,入朝做官之时,作者以此相寄,以一幅优闲自乐的图画与仕宦那污浊、纷扰的生活相对,不但于比较中更显出了“雪满幽林”的意境,而且表现了作者对仕宦官场的厌倦之情
“山明野寺曙钟微,雪满幽林人迹稀。”天已放亮,山色渐明,钟声隐微,雪满山林。诗人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描绘出了一个晶莹剔透、远离红尘的世界,这也正合了诗人闲居的心境。
“闲居寥落生高兴,无事风尘独不归。”诗人说寂寞独处于此,获得了他向慕的陶渊明等人那样的闲情逸致,如果没有必须办的事情,他甚至都不想回去。风尘不归,呼应上文“人迹稀”。这是诗人的价值取向,也是在向亲人表露自己的心迹。
此诗以写景起,以议论结。诗人布下了“雪满幽林”这样一幅图景,由此而“生”出情感,“生”出议论,层层递进,浑然一体。
这首诗可分两大部分。前十句为第一部分,感叹自己才疏智浅,游宦无成。何逊虽年少成名,但遭梁武帝疏远,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慨叹自己天生孱弱,不堪造就,缺乏一技之长,不能被人重用。既然才疏智浅,就不能希求美名远扬。自己干的都是一些琐碎细事,终日碌碌无为,纷纷扰扰的游宦生活已使他感到厌倦。年少无知,轻掷岁月倒也罢了,而今老大,始感光阴之宝贵,亦悟仕途之误人。“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这是作者历经仕途坎坷后的经验之谈。“一涂”,同“一途”,即指仕途。谢朓《酬王晋安德元》诗云:“怅望一途阻,参差百虑依。”亦同此意,但态度没有如此决绝。误落尘网中,一去几十年。正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说的那样:“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于是作者想到了归隐。
后十句为第二部分,抒发了作者的思乡念旧之情。“新知虽已乐”是虚,是官场中的客套话。而“旧爱尽暌违”是实,是作者的心里话。这里的“旧爱”,主要指的是家乡的老朋友。扰扰游宦子,尽别故乡人。正如潘岳在《闲居赋序》中说的:“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智斗筲之役乎?”于是,他引领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不禁泪洒衣襟了。但官身不自由,思归不能归,所以说“望乡空引领”。一个“空”字,多少惆怅,多少伤感!长期的游宦生活与折磨人的思乡之苦,使作者形容憔悴,这与争芳斗妍的春草春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春物自芳菲”,有着两层含意:一是大好春光自是大自然的赐予,与作者是不相干的;一是心情恶劣的作者,无心欣赏这大好春色,一任春花春草自芳菲。一个“自”字,就把孤独苦闷的“旅客”——作者自己,与花香鸟语的大好春天对立起来。这使读者们想起了大诗人杜甫《蜀相》中的两句诗:“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自”字、“空”字的用法,说不定是受了何逊诗的启发。但大自然终是有情的。两岸鲜花有意,临水盛开,以悦人情致;江上春燕恋人,绕船飞翔,似惹人乡思。这即目所见,更加触动了作者的乡愁。于是他幻想乘船顺流而下,独与暮潮东归。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无由”,真是无可奈何!何逊赴任郢州(今湖北武昌)在西,而他的故乡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及其久居的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在东,随长江落潮正可归去,故云“独与暮潮归”。作者《渡连圻二首》其二云:“暮潮还入浦,夕鸟飞向家。触目皆乡思,何时见狭邪?”难怪诗人面对暮潮是那么一往情深了。但“潮归人不归”(刘长卿《和州送人归复郢》),滚滚东去的暮潮只好把诗人的乡思带回去了。结尾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读者读罢诗,仿佛也体味到了诗人那刻骨的乡愁和凄苦的心情。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