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是五代十国时前蜀的亡国君主。他不问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这首醉妆词就是他生活的写照。词调是王衍所自创。《花草粹编》卷一引《北梦琐言》说:“蜀主衍,尝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胭脂夹脸,号‘醉妆’,衍作《醉妆词》。”
词极写恣意游宴的乐趣。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这首词开头几句是说,这边走那边走,终日宴游寻花问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后几句是说,那边走这边走,时时歌舞贪饮金杯酒。
为了透彻而极致的写出宴游的乐趣,作者采用民歌中常常运用的重沓交错的手法,从而构成回环往复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处处花柳,触目芳菲的环境,表现了流连赏玩,耽于淫乐的情景。
“者(即这)边走,那边走”,这是略呈变化的重叠复沓。而“那边走,者边走”,则不仅本身重叠复沓,而且和前者又形成参差交错的特点。再加之它们稍被间开,而全词又是不分片的小令,一气直下,所以词既顿挫有致,又特别显得珠圆流走,音节上十分谐婉。“只是寻花柳”和“莫厌金杯酒”,因为被复沓句隔开,造成一种偏宕之致。它们前后的出现,表达了赏景和酣饮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只是”、“莫厌”二词,则又将人流连于良辰美景,沉溺于赏心乐事的一种极端的追求欲望表现了出来,这种沉浸于醉生梦死的颓废情绪是很强烈的。
首联“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意为:忽然登上了天山,向南远眺,心绪愁闷,不由想起京城中那美丽的自然景色。“忽”字形象、生动,由于天山高峻,往上攀爬时感到遥如登天,到达山顶时,眼前景色一下子开阔起来,有豁然开朗之感。可惜瞬间的惊异、喜悦之余,诗人又陷入了对京城的思念。开宗明义,直指题目。
次联“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意为:天山上云层舒展,让人疑心是上林苑中浓密的树叶,那飘扬的雪花恰似长安护城河中随波荡漾的落花。此二句紧扣“想物华”三字,驰骋想象,笔墨跌宕。
三联“行叹疑麾远,坐怜衣带赊”意为:行军途中常常慨叹军营离京城十分遥远,因为叹息、忧虑,我的衣带都变得松弛不少。行军辛苦,忧思边人,以致形容枯槁。
四联“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意为:交河水流向远处,消失在荒僻的塞外,弱水里浸着流动的细沙。如此悲壮、凄凉的绝域景象与诗人记忆中京城的车水马龙、花团锦簇之景差别巨大,难怪诗人又“叹”又“怜”,以致“衣带赊”了。
五联“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意为:旅途之中像木偶人一样漂泊不定,遥想离任满交接回归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是诗人对从疑在外,生活起伏,不知何时可以结束的忧伤、惆怅,用典巧妙,让人觉得漂泊之人的凄凉境遇古今都是一样的。
末联“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意为:这种生活令人心思断绝,每当夜里听到那悲凉的胡笳之音,禁不住潸然泪下。诗人在历数自己一路转徙的生活之后,悲哀、伤感之情终于不可抑制,随着泪水喷涌而出。那般痛彻心扉的悲怆之情随着胡笳之音萦绕在读者心头,余韵悠远。
诗人对怀想中的京城的描写仅是浮光掠影似的凌空一笔,而且还是由眼前冷漠、凄寒之景联想而生,其他的笔墨都重重涂抹在对绝域之地的迷茫、苍凉之景的描绘上。这凌空一笔恰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令人更加感到黑暗的恐怖,但正是这一闪给人无穷的希望和勇气,也正是这一点光亮激励着诗人继续努力向前,立功异域,荣归故里。
此词写景细致精工,写春景以抒伤情,忆旧而怀今,表达了对昔日情人深深的思念之情。
上片写隋堤春柳。
春风还是那么和煦,不过它对沿堤的柳树好像特别关爱。在天气清和明丽的时候,风儿轻轻地抚摩着柳枝,一直把它揉搓出千万条嫩黄的垂丝,随着春风荡涤摇曳。“春风”从横向空间扩展写春风中清和明丽的自然景物;“依旧”则从纵向时间延续包蕴自昔年至今年的同一时境、物是人非的变化,为下片的“去年”、“今宵”之顿跌做一铺垫。“搓得鹅儿黄欲就”一句,将春催杨柳生发的过程形象生动地描写出来。
下片则用语浓重,写盼归而至黄昏无望的无限感伤。
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把去年今日的柔情蜜意与今年今日的丧魂落魄放在一联之中,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反差,大喜大悲,给读者一种肝肠欲断的感觉。“紫陌青门”为去年今日与佳人踏游之地,而今年此日则佳人已如云雨飘逝,难睹芳容,抚今思昔。益增悲慨。末句是为人传诵的名句,作者在这里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如果把一个人生生置于这种折磨之中.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死掉。”极言此刻的折磨是何等难以忍受。
这首诗作于诗人初次前往真州的船上。诗人着意描写长杳杳面上的秋天景色,目的是为了排遣自己贬谪路途中的失落感与孤独感。
在首联和颔联中,作者写了“落日”、“雾霭”、“山峰”、“北斗星”等景象,体现了路途的幽远与孤寂。作者融情入景,看到如此空旷的场景,内心产生了幽寂、苍茫的情感,用写旅途的迷茫来反映出自己内心的迷茫和孤独,同时流露出自己对贬官的不满之情。在颈联与尾联中,作者笔锋一变,雄壮激扬起来。他通过写水田上飞的大雁、落日中的红枫这些乐景,写出自己已经摆脱了贬谪的孤独与忧伤,寻找到了精神的慰藉。这些美丽的场景都是在暗示着作者的心情已经逐渐开朗。尾联作者将“秋风莼鲈”的典故化用,更是表明诗人已经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整诗写得平易流畅,纡徐不迫,风格与作者的文章相似。
诗人被贬夷陵,从汴京赴夷陵,可走水陆两道。诗人走的是水路。漫漫旅途,一路风波,诗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在忍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困顿和茫然,这种经历和感受,使诗人体悟到了人生的某种真谛。这种变化在本诗的前后两部分区分的很明显。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