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马客之名将，绥靖边患，生动刻画了边地民族的骁勇善战和风俗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诗的一开头就赞叹“幽州胡马客”的骠骑与威猛。所谓的“幽州胡马客”应该是指安禄山手下那些横行无忌的“壮士”，也就是安禄山私养的奴才。大多数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勇士，力大无穷，身怀绝技，被安禄山收为义子。因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发之辈。这些勇士带着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着两只利箭，有万夫不当之勇。胡人张弓搭箭，弯弓如张满两，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双双掉鞭而行，游猎驰向楼兰，胡人一出门就不顾身后之事，慷慨报国，义无反顾。可惜这些勇士选择安禄山为主子，所谓的报效国家恐怕也只是“幽燕”这个小朝廷。
诗人在作这段描述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任侠尚武的性格使诗人对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艺和绝技绝活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这些勇士报效主子的忠心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许是刚到幽州时李白对安禄山的野心认识还不足，有的学者说李白当初甚至有立功边疆思想，在边地习骑射，后发现安禄山野心，登黄金台痛哭，不久即离幽州南下。这样看起来李白说“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对这些勇士也有隐隐的担心，这些勇士愈健壮、武艺愈高、对主子愈忠诚，那么日后对李唐朝廷的威胁也就愈大。“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两句看似平常，其实也满含隐忧，游猎向楼兰是要经过中原腹地。而且“楼兰”一语暗指国都长安。
接着诗人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匈奴”犯边的故事来寓含对国家将或发生战乱的隐忧。所谓“天骄五单于”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匈奴势弱内乱，分立为五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互相争斗，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其实在这里，“五单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领。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屡屡来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不仅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由于汉初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并岁给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才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
诗中所说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汉以前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更早的时候，原属两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两氏和乌孙先后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这一带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占领。燕支山的草原上不仅水草丰美，据说还产一种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说：“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旧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即是对此的生动写照。燕支山草原是浑邪王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所以才有“虽然居住于燕支山，却不怕朔风冰雪寒”的慨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临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诗人还用惊秫的笔调描写了征服匈奴战争的惨烈和悲壮：“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雪白的锋刃上流洒着赤红的鲜血，连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红。“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诗人关注的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将，而是那些被战争机器摧残的疲惫将士和因为战争而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社会。
尽管匈奴的战事业已久远，然而幽燕胡儿蠢蠢欲动、杀气腾腾，看来另一场严酷的杀戮恐怕在所难免。一旦战争再起，老百姓一定会再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所以李白在诗的结尾处说“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既表现出诗人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的极大厌恶和对平叛的期望，同时也向朝廷和世人发出非常强烈的战争警醒。
《世说新语》载西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是国戚，得到晋武帝的援助，赐他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作为炫耀的资本。殊不料石崇举起铁如意，当场狠命一击，珊瑚宝树顿时应声而碎。石崇随即取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作为赔偿，王恺羞惭而去。这段故事并非发生在“酒边”，但该篇首句的“碎珊瑚”，无疑是化用了这则典故。“酒边”是为了加映珊瑚之红，而以宝物的碎溅来比喻落花的飞散，于形象之外更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第二句的用典也与石崇沾边，即著名的“金谷园绿珠坠楼”。侍中孙秀垂涎石崇的爱姬绿珠，指名索取，石崇坚决拒绝。孙秀就矫诏逮捕了石崇。《晋书·石崇传》对此有一段简练而传神的叙写：“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以美人坠楼喻落花殒香，同样是既逼真又惨怛。“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可见这一比喻是诗人的通感。
第三句语意直白，不像再有什么故实，但仍使读者不禁联想起杜牧的《叹花》：“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狂风落尽深红色”，不就是“落花”命运的写照。作者在“绿叶成阴”即所谓“枝上翠阴”中，还添上了“鹧鸪”的悲啼，让它来悲挽落花的飞尽。元诗人萨都剌《过嘉兴》：“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可见“啼鹧鸪”确是落花时节固有的景观。
小令的这三句鼎足对，首句从树上繁英纷落的角度着笔，即所谓花雨；次句则是落花飘坠的特写，暗含“一片花飞减却春”（杜甫《曲江》句）的寓意；第三句返回枝上，则是绿叶成荫，片红全无，彻底消抹了落花的存在。这样的三部曲步步推进，转接无痕，使人浑然不觉对仗的存在，却强烈地表达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乌夜啼》）的惋伤。
诗人把落花的蒙难归咎于风雨，两者各负“一半儿”责任。“谩嗟吁”，则一派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神情。与张可久同时的曲家徐再思，也有一首《一半儿·落花》：“河阳香散唤提壶，金谷魂销啼鹧鸪，隋苑春归闻杜宇。片红无，一半儿狂风一半儿雨。”两曲不存在渊源关系，却出现了结尾的巧合，可见“风雨落花愁”的意识，在古人是根深蒂固的。
这首词上片开篇即感慨人生，继而从自己的形貌憔悴以及故人的穷困潦倒进一步感叹时光易逝，毫无建树，处境艰难；下片笔锋转向写景，前半写自己与故人携手林间的南山之游，后半借眼前景色抒发万里归思之情。全词叙述条理分明，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叙事散文；词句多化用前人诗文，信手拈来，自然贴切；情景交融，音韵和谐，结构如行云流水，毫无生涩之感。
上片叙事抒情，一开始便感慨人生，继而从自己的形貌憔悴以及故人的穷困潦倒进一步感叹时光易逝，毫无建树，处境艰难。开头三句以“漂流江海”和“烟浪云帆”八字总结自己与故人分别数十年间的宦海浮沉，寄慨良深。“故人”二句以故人之“惊怪”眼写自己憔悴之甚。苏轼被贬后的生活是很穷困的，当时被贬为团练副使，官位是很卑微的。据史书记载当时是“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所以在才会说“憔悴老青衫”。“我自”三句以故作不解的问句写故人与自己品格相契，都因“疏狂异趣”而“强自取折”。也就是说他潦倒穷困，是因为不随波逐流，与众不同。“流年”三句补出与故人相见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与上面的议论和感慨情景相合，烘托穷途末路的羁旅之思。
词的下片笔锋转向写景，再转入抒情，一唱三叹。前半照应词序，写与故人携手林间的南山之游。过片“巉巉”二字，实写南山高大突起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苏轼傲岸不屈的精神，暗示从舟中到山中的游踪变化，与上片结句的情境构成逆转，为下文写景抒情作铺垫。后半借眼前景色抒发万里归思。“莫上”二句语婉曲而意层深，结尾三句情愈转深，而情深仍不离景物。说自己因对方的询问而梦回故乡，其实作者的乡思根本不需要提醒。这样写既紧扣对方，也使措辞更显回环，行文平添曲折，余波杳渺，荡漾生姿。下片表达了作者对命运的豁达乐观，与老友的相知相得，对故乡的牵挂眷念。
此词情景交融，音韵和谐，结构如行云流水，叙述条理分明，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叙事散文。全词多处化用前人诗句。如：“万里烟浪云帆”，化用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宜挂云帆济抢海”和白居易《海漫漫》“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仙山”；“憔悴老青衫”，语出白居易《琵琶行》“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自疏狂异趣”，则是化用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古寺空岩”，又是袭用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和杨素《山斋独步赠薛内史诗二首》“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诗意；“云海相搀”，化用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家何在”，则出自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些化用，信手拈来，自然贴切，可谓此词的一个重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