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前二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曲,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二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推开窗户,不知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著一弯孤单的新月,凄冷地望著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混混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
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时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引颈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含蓄隽永。词所谓明日送行舟,未必即谓作此词的第二日开船,须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送柳子玉诗称“先生官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始成行,可参。
通观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激切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一二件,直接赋予它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词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也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状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轻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宇宙,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迷蒙怅惘、拂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占来,毫不费力,只道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词人的高超之处。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来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全词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小诗开篇即点题。“可惜”二字表明诗人对巴江柳的爱怜态度。第二句描写柳色。望王山下,巴江两岸,那成行成排的杨柳,柔条纷披,新叶繁茂,青葱凄迷,如锦似绣。倒映在水中,把一江春水都染绿了,以至于分不清哪是柳色,哪是水色,意境是新鲜、优美的。诗人不用“工笔”去刻画杨柳婀娜多姿的形态美,而是用“泼墨”去烘染它气象恢宏的色彩美,以色绘春,秀逸迷人,颇见匠心。“绿侵江”,兼用拟人、夸张手法,状柳色之丰盈、浓重、苍翠欲滴。杨柳执意要分绿与巴江,让江水与它同美,一起来装点春天。一个“侵”字写活了杨柳,赋予它动感和情感,可谓以一字而尽传精神。
杨柳不仅“风流可爱”,而且浓荫清凉,可以为夏日的人们消暑除热。于是诗人联想到,巴江柳应该“好向金銮”,“移阴绮窗”,去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辞采的富丽,衬托出希望的美好。《南史》记载,刘悛之为益州刺史,曾献蜀柳数株,齐武帝把它们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罩,甚为钟爱。诗的后两句化用这个典故,但其用世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一、二句咏物写实,作者倾笔于柳色,流露出不尽喜爱之情;可柳生巴江,不得地利,徒有其色,难遇知音,惋惜之意见于言外。三、四句由柳色想到柳荫,畅言巴江柳的辉煌前程,借历史典故,抒自我心志。但柳荫终未移入绮窗,有才难被大用,惋惜之意又深一层。由此可见,这“可惜”二字,实为全诗之主眼。而无限“惜柳”之情,正是诗人自伤沉沦、自叹失意的心灵写照。
李商隐这首咏物诗,不离不即,既切合于江柳,又在咏柳中表现自己的情思。全诗借柳写入,以虚衬实,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