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溪是三国东吴时开凿的一条水道,起钟山西南,逶迤九曲,穿过今南京市区,流入秦淮河。陈维崧的这首《尉迟杯》以“青溪路”一句起调,既是点词题中所说的《青溪集》,也是把它作为南京的象征、历史的见证,表明这首词写的是饱经历史沧桑的南京。南京是作者青少年时的旧游之地。他在《留都见闻录序》中曾追述:“余年八九岁,祖父挈来金陵,僦宅成贤街莲舟桥下;后随先大人省试,率三岁一至以为常。”其祖父为东林领袖之一的陈于廷,其父为与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共称“四公子”;的陈贞慧,都是明末士林推重的人物。明亡前夕,作者十八岁时又曾随陈贞慧至南京,据其《金陵游记序》称,当时的南京依然名士云集,“人各据一水榭,每当斜阳叆叇,青帘白舫络绎縠纹明镜间”。这些记载,正可作这首词的次句“记旧日、年少嬉游处”的注脚。这一句,看似平平写出,而对作者来说,却有终身难忘的生活内容,负载着沉重的岁月之感、家世之慨和易代之悲。下面,“覆舟山畔人家。麾扇渡头士女,水舟风片,有十万、珠帘夹烟浦”三句,就是把词思在时间上推回到“旧日”,在空间上推回到“年少嬉游处”,回忆当年南京城内、秦淮河一带的繁华景象。句中的“覆舟山”即玄武山,东连钟山,北临玄武湖;“麾扇渡”在秦淮河上,位于朱雀桥之左,以晋时顾荣挥羽扇退陈敏军而得名;“烟浦”指歌楼妓馆骈列两岸的秦淮河。过拍“泊画船、柳下楼前,衣香暗落如雨”两句,则紧承“烟浦”二字,描写当年秦淮河上画舫云集、衣香暗闻的旖旎风光。
上片八句都是思昔,追记这一既是作者旧游之地、又是明代留都的当年盛况。八句中没有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字眼,而字里行间寓藏着对往昔、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介周密《武林旧事》一书时所说,“恻恻兴亡之感,实曲寄于言外,不仅作风俗记、都邑簿也”。
词的下片由思昔转到伤今。换头“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蒙蒙,和梦飞舞”三句,把上片所刻意描画的繁华景象一笔扫去。上一句中“闻说”二字表明下面所写都非目睹,而是听“新自金陵归”的许月度口述;“近日”二字与上片次句中的“旧日”二字两相映照,界分今昔;“台城”为东晋、南朝的台省及宫殿所在地,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南,这里用来与上片首句的“青溪”遥遥呼应,都是代指南京。下两句化用《庄子·齐物篇》中梦蝶的寓言,以喻人事之变幻无常、国家之兴亡如梦;句中的一个“剩”字暗示一切旧日的繁华都已烟消云散,只有黄蝶迷迷茫茫在梦境中飞舞而已。接着,就以“绿水青山浑似画,只添了、几行秋戍”两句,抒发其“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晋书·王导传》中述周顗语)的悲慨。至于下片词的后四句,更以凄怆之笔表达其亡国之恨。在“三更后、盈盈皓月,见无数、精灵含泪语”两句中,作者借助想象,展示了一个午夜后、明月下“新鬼烦冤旧鬼哭”(杜甫《兵车行》)的凄凉阴森的境界。“想胭脂、井底娇魂,至今怕说擒虎”两句,则用隋将韩擒虎攻破台城时,南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叔宝与其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匿于胭脂井中,当夜终于被隋军擒获的史实,以影射清军攻破南京,又追俘在南京称帝仅一年的福王朱由崧一事。这后四句词合起来看,既是哀悼南明弘光朝的覆亡,也是暗写清军占领南京时为这座历史名城带来的灾难。清军下江南之初,极其残暴。一些地方易手时,大量人民被屠杀,不少妇女被掳掠。“无数精灵”之含泪相语,“井底娇魂”之怕说擒虎,实即写清军入城后杀掠之惨。陈朝的张丽华、孔贵嫔未死于井中,并非“井底娇魂”。这说明,作者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时事,只是借以泛写在战争中屈死的妇女。作者另有一首《八声甘州》词,题作“客有言西江近事者,感而赋此”,中有“叹灌婴城下,章江门外,玉碎珠残。争拥红妆北去,何日遂生还”诸语,更是明写清军的暴行。
作者对南京有特殊的感情,在其作品中每一提到南京总是感慨系之。其所以抱有这样的感情,不仅因为南京是他的“年少嬉游处”,这里有他的童心绮梦,而且南京在他的心目中是代表故国的。对于青少年时未去过北京,从小生活在江南的作者来说,清军攻破南京后才尝到亡国之痛。其业师陈子龙、吴应箕在南京陷落后先后举义师抗清,兵败,慷慨就义;其父陈贞慧回乡隐居于陈于廷墓侧,凡十二年不入城。家庭和师友的影响,使其直到三十岁后才多次参加省试,谋求见用于新朝,而且始终眷恋前朝,怀有故国之思。前面提到的《留都见闻录》为吴应箕所写,作者为此《录》写序时已经五十六岁,距其去世只有两年。他在序言的终篇处还寄慨遥深地说:“展《东京梦华》之录,抚《清明上河》之图,白首门徒,清江故国,余能无愀然以感,而悄然以悲者乎?”从这几句话再回过来看这首《尉迟杯》词,就更可以领会其感情深度了。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上留田行》为乐府古题,全诗沉郁苍凉,浑沦深痛。古诗以父母死,兄不抚养弟而邻人讽之为内容,这是一首“借古题以讽时事”的诗文。
诗人从“行至上留田”至“他人于此”十三句叙事,写孤坟的荒凉与凄怆。
“行至上留田,孤坟何峥嵘。积此万古恨,春草不复生。悲风四边来,肠断白杨声。”《古诗十九首》云:“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白杨”多与“悲风”相搭配,渲染萧瑟的气氛,凄凄复凄凄、肠断天涯远。
“借问谁家地,埋没蒿里茔。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举铭旌。”两句问句做引,引出“上留田”的故事描述。《周礼·春官·司常》有云:“大丧共铭旌。”“铭旌”多指灵柩前标有姓名的旗幡。借村里老人的口,描述出遥远的曾经发生过的兄弟相争的故事,引发无尽唏嘘。
“一鸟死”至末尾十八句抒发感慨,写兄弟相逼的可悲。
“一鸟死,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桓山之禽别离苦,欲去回翔不能征。”诗人借动物之“有情”反讽故事中主人公的“无情”,《孔子家语·颜回篇》:“孔子在上,闻哭者之声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对曰:‘回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已,又将有生别离者也。’‘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虫子以葬,与之长诀。”死别苦,生离更悲,鸟兽尚且知道为同伴的死亡而哀鸣,兄弟之间却失去了手足怜惜之情,可悲,可叹。
“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孤竹延陵,让国扬名。高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遥,塞耳不能听。”田氏三兄弟要分家时,庭中的紫荆树立即枯死。传说黄金山有一种树木,朝东的枝条憔悴而西边的枝条荣润,树犹如此啊,何况骨肉兄弟?诗人反复列举古人的事迹,借以慨叹江河日下,哀惜渐渐消逝的淳朴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