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本篇抒写惜春情怀，层层铺叙，多有转折，但却不厌其详尽情发露，在于真情贯注，气势充沛。
“ 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这一问，从古到今真不知重复了多少遍。问春何苦匆匆，问春去往何处，问春几时归来；问得带七分难舍，问得带三分哀怨。而本词以一问起篇，惜春怜春之情，更是直泻而出。然而，百唤千呼，春光终究难留，挟风带雨，如快马般一霎急逝而去。
“幽葩细萼，小园低槛，壅培未就”。小园中新种下了娇嫩的花儿，还都未来得及培土，就已是“风雨送春归”。一夜醒来，园中泥土湿润，空气清新，园中花儿，却是绿肥红瘦了。“吹尽繁红，占春长久，不如垂柳”。繁华易落，倒是那嫩黄的杨柳，几番雨水后，反是一树青翠。不知那风中摇曳的万千柔条，是否试图绾系住渐远的春天？莫非是因为对春天的相思，才催生如此绵长的柳枝？此处写春花易谢，春柳不凋，则不仅有物情的体会，还有哲理的蕴藏。
后四句“算春长不老，人愁春老，愁只是、人间有"，抒发了词人的感慨：其实春天周而复始永不老，只是人总爱忧愁春老，这忧愁只有人间才有。写到这里，词人已阐述清楚了自己对“惜春”这个题目的见解，有景有情，颇具苏东坡的旷逸之气。
“春恨十常八九，忍轻辜、芳醪经口"承接上文，世间春恨十常八九，每到此时，必生怅恨，只能借助美酒才能排遣。
“那知自是，桃花结子，不因春瘦”。此语用唐诗人王建《宫词》“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的诗意。桃花会谢，结子是为了下个春天，而非春天让它瘦了。但即便如此，“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惆怅遗憾，怕也是终究难免吧。
“桃花”句已暗蕴人生哲理，而‘世上功名，老来风味，春归时候”，更是直写人生体悟了。词人将春愁与人间意脉扭结，将“惜春”归拢到叹老，事业无成，而人生已到了“春归时候”，倾吐出功业难就，岁月迟暮之感。“不怕逢花瘦，只愁怕、老来风味”，看花老眼，伤时清泪，这世上的功名、老来的情味，春快要走的时候，总是多有感慨。
“纵樽前痛饮，狂歌似旧，情难依旧”。今日纵然能够举杯痛饮，像过去一样狂歌，但心情却不可能依旧。此三句表达了对人生和青春的惋惜之情。
这首词以物之理，通观人之情，以达明理，花开花落，春来春去，时日推移，季节代序，本于常理，春归不必惜。由物之理，推及人情，岁月催人老，亦属人之常理，不足惜。关键是暮年与挚友，金樽对饮，以叙友情，重夕阳，重有为，以求进取和康泰，不惜而惜，惜得更有价值。这首词，情中景，理中情，景化情中，情以入理，物我相一。可谓笔如游龙盘旋下，惜春笔墨悟人生。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