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纯粹写景的作品很少,这是一首颇为人称道的小诗。全诗构思妙绝之处,在于摄取了两幅幽美的自然界的画面,加以组接。一幅是夕阳西沉、晚霞映江的绚丽景象,一幅是弯月初升,露珠晶莹的朦胧夜色。两者分开看各具佳景,合起来读更显妙境,诗人又在诗句中妥帖地加入比喻的写法,使景色倍显生动。由于这首诗渗透了诗人自愿远离朝廷后轻松愉悦的解放情绪和个性色彩,因而又使全诗成了诗人特定境遇下审美心理功能的艺术载体。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写夕阳落照中的江水。“一道残阳铺水中”,残阳照射在江面上,不说“照”,却说“铺”,这是因为“残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确像“铺”在江上,很形象;这个“铺”字也显得委婉、平缓,写出了秋天夕阳独特的柔和,给人以亲切、安闲的感觉。
“半江瑟瑟半江红”,天气晴朗无风,江水缓缓流动,江面皱起细小的波纹。受光多的部分,呈现一片“红”色;受光少的地方,呈现出深深的碧色。诗人抓住江面上呈现出的两种颜色,却表现出残阳照射下,暮江细波粼粼、光色瞬息变化的景象。诗人沉醉了,把他自己的喜悦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了。
“可怜九月初三夜”,是个过渡。可怜,可爱。九月初三,是农历,指进入深秋。意思说:深秋的夜晚多么可爱啊!前两句描写日落时景象,这一句很自然地把时间从日落过渡到夜晚。看似随意写来,实际很重要,让读者明确感到时间在推移,继续观赏后面的画面。
最后一句“露似珍珠月似弓”。意思说:露水像珍珠一样晶莹光亮,弯弯的月亮像弓一样。秋天的江边夜色降临,空气湿润,草木上都凝结起露珠,“露似珍珠”,写出秋叶特点。九月初三,月亮刚出现,还是月牙儿,弯弯的,所以说像一张弓。“月似弓”,进一步点出月初的秋夜。这句重点写了秋夜露珠和新月,连用两个新颖贴切的比喻,描绘出深秋月夜的迷人景象。
诗人通过“露”、“月”视觉形象的描写,创造出和谐、宁静的意境,用这样新颖巧妙的比喻来精心为大自然敷彩着色,描容绘形,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绝妙的画卷。由描绘暮江,到赞美月露,这中间似少了一个时间上的衔接,而“九月初三夜”的“夜”无形中把时间连接起来,它上与“暮”接,下与“露”、“月”相连,这就意味着诗人从黄昏时起,一直玩赏到月上露下,蕴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热爱之情。
另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这首诗中的时间问题。《暮江吟》写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通过以上分析,《暮江吟》前两句写的时间是日落前(一小段时间)或日落时;后两句主要写日落后(一小段时间),即黄昏;由后两句还引伸出夜里一段时间。这完全符合作者的观赏顺序,即作者先于日落前看到了“残阳铺照”,又于日落后看到了“月似弓”,再于夜间看到了“露似真珠”。
张可久这首《天净沙》,宛如一幅淡远幽雅的山水画,是对友人鲁卿隐居山中的礼赞,亦是自己一片向往之情的真实流露。这首小令笔墨简淡,风神高远。上半幅写景即写人,写出了隐者的品格风致。下半幅写自己来探望隐者,写出立刻深挚的友情。明朝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凡此皆可于此首小令证之。究极而论,此首小令造境之高远,乃出自小山对于隐逸之真诚向往。 [4] 全曲通过对秋云、秋水、秋木的描写,构建出高远、清幽的境界,营造出静谧的禅境。通过对斋庵及其环境的描写,表现鲁卿高尚、纯洁的品格和自己的向往之情。
头三句写景。首句“青苔古木萧萧”,讲古木萧萧,青苔丛生。“青苔古木”,是构成首句物境的基础,青苔结生于古木之上,亦可以将青苔、古木理解为并立的意象。“萧萧”一词,一般用来形容木叶肃杀、飘落的情态,这里也是用来衬托秋日山中凄清、古静的气氛。
“苍云秋水迢迢”,写水云状貌。“苍云”是高空长云,有宏阔的气象;“秋水”有平沙落雁相伴,皆染秋色。“迢迢”修饰“秋水”,结构同“萧萧”修饰“古木”一样。“秋水迢迢”突出秋水长空一色的景貌,这里的“迢迢”其实也感染了“苍云”的色彩。
“红叶山斋小小”,写鲁卿山斋所在,有红叶飞落环绕,与肃杀的古木、旷远的云水相比,山斋不过是“小小”的一座。但“山斋”与前二者不同的是,青苔木色、云水长天,都是肃杀清远的“黑白照片”,而环绕“山斋”的“红叶”却是秋季最艳丽的色彩的代表。
前三句用相同的句子结构,由小至大、又由大入小地勾画出秋山云水的样貌。从色彩和结构的丰富性上来讲,“青苔古木萧萧”最肃杀,“青苔”“古木”都是较死板、幽深的物象;“苍云秋水迢迢”,使境界顿时开阔,色彩也更明亮了;“红叶山斋小小”,一“红”一“小”,与前文形成对比——“红”与“萧萧”“苍云”对照,形成鲜艳的色彩刺激,“小”与“萧萧”“迢迢”对照,实际上是把焦点集中到了“山斋”上来。
红叶”使得“山斋”成了前三句秋山云水图的中心,但“山斋”之“小”又为后文的继续展开留下了余地。其一。将鲁卿的“山斋”放到了巨大的秋山云水背景中;其二,“山斋”之“小”突出了它的幽深,这就使得下文“有谁曾到”的句子显得十分自然了。
后一部分“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写的其实还是鲁卿斋的幽深,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并加了一些意思。所谓“探梅人”,指的是作家自己。“梅”不是秋日的物象,但梅的枝劲花清,自古是高士隐者的代表,作家说自己是“探梅人”,就是把鲁卿比作梅—般的高士来赞扬了。
过溪桥”是一个过程,作家想要探访“山斋”,但还在路上,刚刚踏过小溪上的石板桥。这样的写法。从效果上应和了前文“有谁曾到”的疑问,连诚心探访的作家都只是方过溪桥,他人自然是不知有此处了。
《天净沙》常用来写秋景、抒悲远之情。这首《天净沙》,则是通过秋景的衬托,写高士鲁卿的隐逸。一句“探梅人过溪桥”,带着些许禅意。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