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时的朋辈诗人中,韩愈推重的莫过于孟郊,他曾称赞道:“及其孟郊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盛赞其艺术构思之精巧。艺术构思是很重要的,有时决定着创作的成败。比如说写女子相思的痴情,这该是古典诗歌最普遍最常见的主题了,然而,艺术构思不同,诗的风貌也不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此诗以落泪写怨情之苦,构思平平。李白笔下的女子就不同了:“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首诗也写掉泪,却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全不想到那人果能回时“我”将破涕为笑,不可能有泪如泉),这傻话正写出十分的情痴。但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诗却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致使“太白爽然若失”(见《柳亭诗话》)。因为武后已有同样的构思在先,李白的诗句尚未能出其左右。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毫厘,写下了这样一首构思更为奇特的“怨诗”。
此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诗人既没有叙写思妇独守空房的凄凉感受,也没有刻画她零泪叹息的忧伤情貌,而是通过女主人公一种新奇的设想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独辟蹊径,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将闺中怨妇的哀怨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诗女子要求与丈夫(她认定他也在苦苦相思)来一个两地比试,以测定谁的相思更深。相思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大小,没体积,没有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女子想出的比试的法儿是十分奇妙,十分匪夷所思的。她要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将为谁的泪水浸死。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这是无比傻气的话,又是无比天真可爱的话。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具象化。那出污泥不染的莲花,将成为它可靠的见证。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可见“芙蓉”对相思的女子,亦有象征意味。这就是形象思维。但不是痴心人儿,就想象不出。可见孟郊真是“刿目鉥心”、“掐擢胃肾”而为诗了,这显示了其奇绝的想象力,也说明韩愈的品藻是孟诗之的评。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顾敻《诉衷情》)自是透骨情话。孟郊《怨诗》似乎也说着同一个意思,表达着同一伤痴情,但他没有以直接的情语出之,而假景语以行。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写来更饶有回味。其艺术构思不但是独到的,也是成功的。诗的用韵上也很考究,它没有按通常那样采用平调,而用了细微的上声“纸”韵相叶,这对于表达低抑深思的感情十分相宜。
第一段说明作者自己年轻时就不喜欢华靡,崇尚节俭;虽受世人讥笑,自己却不以为病。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先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这就为结尾教训儿孙应当厉行节约,以保持优良家风作好了铺垫。接着列举三个事例说明自己不喜欢奢靡的性格与作风;一是从幼儿时起,就不喜欢穿着金银华美之服;二是考中进士,参性闻喜宴时,独不戴花,经同年规劝,乃簪一花;三是平生布衣蔬食,但求蔽寒果腹,在遭到别人的讥笑时,也不以此为缺陷。文章是写给儿辈看的,在文中列举自己的生平事迹,现身说法,亲切动人。
第二段慨叹近年风俗侈靡,与宋朝初年大不相同,然后说居高位的人不应随波逐流。作者开始就列举风俗奢靡的具体表现:一是衣着日尚华丽;二是饮食趋向精细丰腴,以宋初士大夫家宴客情况与近年士大夫家宴客情况来对比说明。衣食固已如此,其余自可想见。列举两点以赅其余,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最后以一个反诘句,对居高位者随波逐流的做法,委婉地进行了批评。
第三段举出宋朝初年李、鲁、张三人崇尚节俭的言行性以表扬,赞叹大贤的深谋远虑,非庸人所能及。作者在指出近年风俗侈靡以后,又举出宋初大贤的节俭事例来反衬近年与宋初风俗习惯的不同。宰相李沆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他并不以为太隘,反而认为这里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地方已经很宽了。参政鲁宗道,由于家贫无肴果,只好宴客于酒家。张知自从当了宰相以后,生活享受仍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这这三个人都身居高位而能励行节约,保持勤俭作风。这样的深谋远虑,深为作者叹服。
第四段引用御孙的话性以解说,从道理上阐明俭和侈必致的后果。上述以近年风俗的侈靡与宋初大贤的节俭对比,从正反两面来突出近年风俗侈靡的程度。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引用了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的话,指出节俭是有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行为。人们生活俭朴了那么私心杂念也就少了。人们生活奢侈了,私心杂念也就多了。所以,他们做官时就必然受贿,在乡间为民时,就必然盗窃他人的财物。这就从道理上阐明了节俭和奢侈必然导致的后果。俭和侈的利害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五段再以正反两面的事实为证,连举六个古人和当代人的事迹,说明俭能立名,侈必自败。最后以训词收束全篇。
文章先叙述自己素来以节俭朴素为美德,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然,并说自己并非故作不同流俗而沽名钓誉,乃顺应自己的性情;又追忆天圣年间士大夫往来宴聚普遍尚俭的旧事,慨叹近日愈趋侈靡的风气;接着以本朝有识之士的俭朴美德为例,说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引述古人的遗训,分析“俭”与“侈”的得失利弊;最后以古人俭、奢的历史事实,阐明俭能列名得福,奢必招祸自败,勉励子孙行俭戒奢,保持家风。所论虽是为子孙后代保全身家性命着想,但于后世颇具教益。全文平实自然,明白如话,广征博引,说理透彻。虽是告诫后人,却不板着严肃面孔正面训诫,而是以老人回首往事、今昔对比的亲切语调信笔写来,未经心组织而自然成理。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作者的倾向不便明言,于是便借鉴了古代诗人屈原和李白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以梦境反映现实,借天上影射人间。这就使得全诗既闪烁着诗人的奇情异彩,又显示出其批判政治现实的锋芒,成为古代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诗一开始,就用奇幻的笔调描写了作者梦登河汉的情景:“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灿烂的银河、闪烁的群星,在诗人也在读者面前展现出神话般的境界。诗人情不自禁地轻曳脚步在银河两旁巡礼,于排列有序、熠熠争辉的繁星中看到了东方苍龙之一的箕星、牵牛星、织女星以及北斗七星。“自箕历牛女,与斗直相当。”两句诗表面上若不经意,信手拈来,实则大有深意,为后文议论埋下伏笔,于此可见作者诗思的慎密。
“既悟到上天,百事应可详。”这两句是由写景到叙事的过渡。从中既透露出诗人内心郁积已久的对人间百事不解的迷惘;也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他对从天上求得答案满怀着希望。
接下去,诗人却笔锋陡转,用充满夸饰的色彩,勾画了天神威严可怖的形象:“其中有神官,张目如电光。玄衣乘苍虬,身佩水玉珰。丘蛇与穹鳖,盘结为纪纲。”这样一个目光如电、身着黑衣、左右又盘结着蛇和鳖的神官形象,较之屈原《离骚》中不予开门的“辛阍”和李白《梁甫吟》中发怒的“阍者”,都刻画得更为具体,也更具有威慑力。他的出现,为方才还明净神奇、充满浪漫情趣的天空涂上了一抹阴森的色彩,使诗人从对仙境的陶醉中猛醒过来,生出“我心恐且怪”的惶惶不安之感。这里,天上神官的象征意义虽未点破,但在其鲜明可感的艺术形象中,已蕴含着对读者的丰富的启示。
面对突然出现的挣狞可怖的“威灵”,诗人仍然斗胆发问,显示出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一连五问,以排比的句式、充沛的气势喷射而出:“有牛岂不力,何惮使服箱?有女岂不工,何惮缝衣裳?有斗岂不柄,何惮挹酒浆?卷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苍?何彼东方箕,有恶务簸扬?唯识此五者,愿言无我忘。”这一连五问源于《诗经·小雅·大东》。在那首著名的讽刺诗里,历数了一系列天文星象,说织女不能织;牵牛不能拉车;北斗杓星不能舀酒浆,箕星不能簸扬,指出它们徒有虚名而不切实用。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指出:有牛不让拉车;有织女不让缝衣裳;有斗不让挹酒浆,有舌而不得言。暗喻朝中贤士有用的不能见用,有言责的不能进言,唯有恶人却可以像箕星一样任意簸扬其恶,肆虐猖狂。这一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作者以其痛快淋漓的发问尽情倾吐了胸中的不满及讥讽,并猛烈抨击,将全诗推向高潮。不仅集中表明了作者对这场政治斗争的鲜明态度,而且显示出他深邃犀利的思想和敢于斗争的勇气。
接下去写神官的回答却使诗情陡然下跌。他的话两句一顿,层层递进:“上天非汝知,何苦诘其常?岂惜尽告汝,于汝恐不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子王?”意思是说:“天上的事本来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何苦一定要寻根究底呢?如果你一定要把天上名实不符之事问个明白,哪里是我不肯告诉你,只恐天机泄漏给你,于你反有不祥。这其中的奥秘不难弄懂,譬如人间有种种荒谬不平之事,难道你敢统统拿去话问王者吗?”神官的这几句话虽是劝告之辞,却揭示出丰富深刻的道理,它一方面表明大千世界到处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人间如此,天上亦然。同时以“至如人间疑,汝敢问于王”两句直接点醒正意,有力地批判了权奸当道、阻塞贤路、打击贤臣、实行恐怖高压的黑暗政治现实。
仙境倏然消失,梦亦随之破灭,诗至此戛然而止。作者在这里没有多费笔墨交代梦醒后的感想,但透过“残灯荧空堂”这凄清而悲凉的景象,表现出作者那失意怅惘的心情。然而尽管如此,全诗最突出的却是作者不畏强权、不怕高压,从心底发出的不平的呐喊。这是正义的呼声,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将它扑灭。诗人的斗争精神,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使诗歌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首诗内容充实,想象奇特,一气贯注而又跌宕生姿,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战斗精神。他在《寄滁州欧阳永叔》一诗中曾说:“直辞鬼神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这首《梦登河汉》诗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诗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