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
这首诗为七言绝句,除“深”“逢”平仄不拘外,完全符合平起首句入韵格律。因为“垂纶”即垂钓,所以这首诗描写的正足孤独的垂钓者。钓者独处静谧之地,长潜烟雨之中,不与人世相通。诗名《赠渔父》,自然要赞美渔父。全诗通过环境描写,虚拟对话,刻画了与地无争的老者形象。
第一句的正面环境描写勾勒了山泽野趣,而第三句是其补充。芦花盛开,一江皆白,蔚为壮观。芦苇一般九月开花,北方降温,故称“寒水”。杜牧另一首《泊秦淮》也曾写过“烟笼寒水夜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三国魏刘桢《赠从弟》曾曰“岂无园中葵,懿此出深泽”。“深泽”与“水畔”化用了战国屈原《渔父》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本句中,风来苇曳,鱼去纶摇,而一个“静”字反衬出了渔父娴熟的技巧和沉稳的心态。
第二句由空间转换到了时间。“月夕烟朝”是指晚上的月光和清晨的薄雾。由于夜钓和雾钓时能见度较低,垂钓肯看不清鱼漂,所以此句暗示渔父技艺高超。又由于所写时间是夜间,所以此句也暗示渔父昼伏舟中,离群索居。渔父隐逸自处,已非一日,而是“几十春”,彰显了坚定的意志和脱俗的境界。明儒杨慎《临江仙》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与此格局相类,因置于《三国演义》开篇而脍炙人口。
第三、四句由描写转入记叙。秋冬岸边,喃喃自语。横舟独钓,皆遇醉人。“孤舟寒水”的意象化用了柳宗元《江雪》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独醒人”取自屈原的《渔父》,文中三闾大夫屈原解释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未逢拔俗之士,说明他自己深悟归隐之道;老者向作者诉说岸边际遇,也暗示作者自训为世外高人。
这首诗诗意象明确,节奏舒缓,格调清幽,境界深远,是一首刻画江边隐士的佳作。
此曲所要描写的不是菊的高洁,而是作者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喟叹。重阳过后,菊花零落,作者面对零落的菊花,不禁以物拟我,而且自觉比菊还要羞愧三分。此曲赞扬了菊花不畏风霜的坚强品格。此曲词明白如话,表现曲的“贵浅显”的特色。它宛转相生,一波三折,一层深入一层,“问花不语,花替零愁。
“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是说西风碎减叶飘零,作者推开了窗子,映入眼目的不是一帘幽梦,而是凄风疏雨,从楼瓦淌下,化作雨帘。重阳节后,菊花凋零,曾经鲜艳夺目的花朵已落去大半。
“对黄花零自羞,花依旧,零比黄花瘦。”是说花虽败落,但那些依然在枝头盛放的秋菊仍保有风采,张养浩再看看自己,却已瘦得不成零形。最后两句“问花不语,花替零愁。”他忍不住问花,自己该如何是好,花虽不语,想必它也在为自已感到忧愁。该曲以通感的手法来结束,一句“花替零愁”,顿使曲子中的愁情变得更加浓郁。张养浩的自怜自惜赫然在目,令零也想化作秋菊,成为倾听他的对象。
在《殿前欢》的曲子中,他本认为猬零的花应比他更自怜,但实际上菊花耐秋风的能力远超乎他的想象,于是张养浩才想,也许菊花是在替他悲苦,是以纷纷凋谢。
此曲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零比黄花瘦”是引自李清照词《醉花阴》“帘卷西风,零比黄花瘦”;“问花不语”则是引自欧阳修词《蝶恋花》 “泪眼问花花不语”。全句的引用,以旧词生新意,用法新颖。
张养浩之所以写“对菊自叹”,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菊花是陶渊明的最爱,陶渊明经常对菊咏叹,表明心迹。张养浩选用菊花,自然是说自己也想如陶渊明一样,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往日的宦海风波已成过去,鸟儿返林、鱼儿纵渊,那时的陶公何等惬意,张养浩也想成为另一个陶公,过着池鱼在故渊的生活。
《对菊自叹》是一首寓情于物、借景抒怀的曲子。作者看到菊花遭到秋雨,黄花零落,减尽风流。自己也精神颓唐,瘦过黄花。怜花正是自怜,作者借菊自叹,乃是对自己政治上失节的悔恨。
这是一首记梦的词,内容是写男女恋情。词人在梦中遇见一位家住钱塘的歌伎为他唱歌,他意有所恋,梦醒后写了这首词。
关于这首词的故事有两则传说。张耒的《柯山集》四十四:“司马槱,陕人……,制举中第,调关中第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昼寐,恍惚间见一美妇人,衣裳甚古。入幌中执板歌曰:‘家在……黄昏雨。’歌阕而去。槱因续成一曲:‘斜插……生春浦。’后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苏小墓,而槱竟卒于官。”
又据何薳《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塘……黄昏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塘江上。’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第,遂为钱塘幕官。其廨舍后,唐(按:应为南朝齐)苏小墓在焉。时秦少章(秦观)为钱塘尉,为续其词后云:‘斜插……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声喏,继而火起舟尾。狼忙走报,家已恸哭矣。”
两则传说情节虽有出入,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美女所唱乃这首词上片,而这唱歌美女就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鬼魂。传说虽然荒唐无稽,但事出有因。揆诸情理,司马槱既在钱塘为官,或与歌伎相恋也是可能的。别后相思,形诸梦寐,乃托梦境以寄相思。而好事者附会其事,编造情节,也有可能。不论怎样,这首词当为司马槱所作无疑。
上片词既是梦中女子所唱,故以女人口吻来写。首句写女人自报住址。钱塘在宋代已是“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都会,“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柳永《望海潮》),歌楼舞榭,自不待言。接着这位女子介绍她的生活和心情。“花落花开,不管年华度。”一年一度,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几度春秋。花开花落,本自无情,而逝水年华,未免有恨。这已暗示了一位歌伎的心情。自叹“今年欢笑忽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白居易《琵琶行》)怨花开落,实是自怨。“荣衰花是寻常事,转为韶光恨不禁。”(袁枚《落花》)花“不管年华度”,女子自己却不能不管。但要管却又管不了。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晏殊《浣溪沙》)
最恼人的还是燕子。它在黄昏细雨中飞来飞去,将落花春泥一起衔上雕梁。就在燕子衔来衔去中,春天竟偷偷地溜走了,似乎是被燕子衔走了。更何况细雨迷朦,黄昏黯淡,这凄迷的景色,更加深了这位歌女凄清愁苦的情绪。上片以景结情,情境深化,刻画了这位歌女“惆怅年华暗度”的微妙心理。
下片作者以自己的口气写与这位女子的相见和别后相思。先写女子美丽的形象,半月形的犀牛角梳斜插在乌黑如云的鬓边,好象一钩弯弯的明月从乌云中半吐出来一样,美丽极了。词人虽只写了这女子的犀梳云鬓,没有写她的容貌,但部分可代整体,从犀梳鬓如云吐新月之美,通过读者的审美联想可以推想她的容貌之美。这女子不仅以她容貌之美使词人怜爱,更以她动人的歌声使人倾倒。“檀板清歌,唱彻黄金缕”,她轻敲檀板,缓转珠喉,“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李煜《一斛珠》)她唱的曲名《黄金缕》。《黄金缕》,即《鹊踏枝》调的别名,又名《蝶恋花》、《凤栖梧》。据《词谱》:“唐教坊曲,本名鹊踏枝,……冯延巳词有‘展尽黄金缕’句,名《黄金缕》。”可见《黄金缕》这个曲调本来自唐教坊,只不过当时名《鹊踏枝》,到南唐因冯延巳词而得今名。女子的歌声给词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词写至此,一个色艺俱佳的歌妓形象已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了。正当词人情绪达到高潮时,突然转折:“望断行云无去处,梦回明月生春浦。”女子的形象突然消失了。“行云”,用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典故,再次点明她的歌妓身份。丽人芳踪已杳,无处追寻。惟有一轮明月渐渐从春浦升起,一切都成梦幻,令人低回宛转,不胜惆怅。据《云斋广录》卷七载:“司马槱赴阙调官,得馀杭幕客,拏舟东下,及过钱塘,因忆曩昔梦中美人,自谓‘妾本钱塘江上住’。今至于此,何所问耗,君意凄恻,乃为词以思之,调寄《河传》。君讴之数四,意颇不怿。”词中有“芳草梦惊,人忆高唐惆怅。感离索,甚情况。……人去雁回,千里风云相望。倚江楼,倍凄怆。”这首词意可以与《黄金缕》互为补充。《黄金缕》的故事如果排除这些荒诞情节,还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并且这种恋情对词人有长期的深远的影响。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