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追述春光中无缘赏花的缺憾。起笔三句写春天衙斋生活小景，大意是，在今春花开时节，整日深锁斋院，面对袅袅茶烟，只觉一派寂寥。点明“花时”，不单交代了节候，更暗含着词人赏花的兴致，而实际上整天所面对的却是“茶烟”，这使作者感到扫兴。原来，这年春夏间密州地区旱灾蝗灾严重，身为州郡长官的苏轼斋戒吃素，忙于到常山祭神祈雨，所以压根儿顾不上赏花，——这是苏轼在此篇词序及《祭常山祝文五首》之一中所说的。在今天看来，苏轼的作法未免可笑，但历史地看，他忧民所忧，关怀民生疾苦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这大好春光中，词人踪迹所至，看到“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如此而已。言外自然也以良辰美景“不获一赏”而感到遗憾。那么，是否因诸城僻处北国，没有赏花的去处，或者竟无花可赏。以下六句全以“闻道”二字领起，着力写出赏花的好去处，以及“方春牡丹盛开”，花事之盛。不言而喻，这对于浸泡在比较单调乏味的仕宦生活中的词人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如果说“长”、“古”、“甲”、“名”这些词语传出了词人对春游热点向往的心态的话，那么“国艳带酒，天香染袂”这两句化用唐诗成句，就花王牡丹的色、香进行渲染，更写出对“方春牡丹盛开”的情有独钟。然而词人终究误了佳期，未能如愿以偿，那么他内心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片写秋日赏花的感触。换头“清明过了”三句，承上叙事，写暮春花尽的悲哀。“清明过了”，交代时令，表明“花时”已过。“残红无处”，写出“国艳”、“天香”荡然无存的可悲现状。“对此泪洒樽前”，则以重拙之笔直述悲悼之情与沉痛之感。这与前片“闻道”六句叙写的内容有因果联系，或者说前后内在的脉络是相通的，因而使词人在此抒写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片至此全是铺垫，意在突出秋日牡丹的可贵。“秋向晚”三句，便转到写当前秋日牡丹：在这晚秋已近的时节，为什么一枝牡丹忽然开放，默默地朝着我，而香艳如故呢?“秋向晚”，与前文的“花时”、“清明过了”相照应，明点词序中的“九月”这一特定时间。“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二句，问得无理而有情。本来，作为自然事物的牡丹花开花落，自有其自身的规律或原因，是与人事无关的，所以说词人问得无理。而这一问曲折地表现词人某种微妙的感情：这一枝牡丹仿佛深知词人“方春牡丹盛开”而“不获一赏”的苦衷，因而赶在寒冬到来之前又一度开放，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词人在心理上的缺憾得以填补后的欣慰，对“千叶一朵”的激赏以至道谢等，都余味曲包了。秋日牡丹虽是词人所写的重点，但词人并未展开描写，仅用“依然”二字映带上文，便收到了以少总多的艺术效果，这是词人用笔精炼与老到之处。最后五句紧承前三句，着重写对秋日牡丹的感触：眼前的盛会姑且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牡丹啊，你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词人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高会聊追短景，清高不假馀妍”两句，扣住词序中“置酒”会客一事，表现了对当前美景的极度珍惜，以及对“美人迟暮”的担忧，富有自然哲理的意味。结穴三句转为词人对秋日牡丹的劝说，语浅情深，出人意表，表露了词人对名花爱赏的真诚，也寄寓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从结构上看，“春态”、“明年”与开篇的“花时”、“今岁”遥相呼应，不过后者是写实，前者仅是悬想罢了。
这首词颇有几分像写景词或咏物词，其实都不是。这是一首表现生括实感的写怀之作。词人为百姓疾苦而操劳、奔走，而置一春花事于不顾（虽然“花时”是他所由衷喜爱的），确实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词人尽瘁民事的可贵精神。但这首词主要的思想意义并不在于此。词人显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一流人物，可是他对牡丹花开花谢那样多情善感，只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这便是词人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因为春日盛开的牡丹是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征，秋日牡丹一枝独放，则可视为不寻常的年头偶尔提供的补偿，所以词人倍加关注，实在是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生动体现。苏轼的人生态度具有多重性，主要有三个层面：怀抱理想和热情，热心于济苍生安社稷的事业，即抱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一个层面；追求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力求无往而不乐，这是又一个层面；更多地从人性出发，执着于现实人生，随处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这是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与苏轼诗人的气质以及坦诚、真率的个性，也都有绝大关系。表现这第三个层面的诗词作品，尽管有士大夫化的成分（如这首词写到的置酒清客的方式——“高会”），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比较接近。
这是作者游屈原庙的题诗。此诗题一作《过三闾庙》，是诗人大历（766-779）中在湖南做官期间路过三闾庙时所作。伟大诗人屈原毕生忠贞正直。满腔忧国忧民之心，一身匡时济世之才，却因奸邪谗毁不得进用，最终流放江潭，遗恨波涛。他的峻洁的人格和不幸遭遇，引起了后人无限的景仰与同情。在汉代，贾谊、司马迁过汨罗江就曾驻揖凭吊，洒一掬英雄泪。贾谊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而司马迁则在他那“无韵之《离骚》”（《史记》）里写了一篇满含悲愤的《屈原列传》。时隔千载，诗人戴叔伦也感受到了与贾谊、司马迁同样的情怀：“昔人从逝水，有客吊秋风。何意千年隔，论心一日同！”（《湘中怀古》）大历年间，奸臣元载当道，嫉贤妒能，排斥异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诗人来往于沅湘之上面对秋风萧瑟之景，不由他不动怀古吊屈的幽情。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作者谒庙，感慨颇深，《题三闾大夫庙》就是作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景成章的。
诗的前二句对屈原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沅湘流不尽”发语高亢。如天外奇石陡然而落，紧接着次句“屈子怨何深”又如古钟震鸣，沉重而浑厚，两句一开一阖，顿时给读者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从字面上看，“沅湘”一句是说江水长流，无穷无尽，意思当句自足。但实际上“流”这里是双关，既指水同时也逗出下句的“怨”，意谓屈子的哀愁是何等深重，沅湘两江之水千百年来汩汩流去，也流淌不尽、冲刷不尽。这样一来，屈原的悲剧就被赋予了一种超时空的永恒意义。诗人那不被理解、信任的悲哀，遭谗见谪的愤慨和不得施展抱负的不平，仿佛都化作一股怨气弥漫在天地间，沉积在流水中，浪淘不尽．作者在这里以大胆的想象伴随饱含感情的笔调，表现了屈原的哀怨的深重，言外洋溢着无限悲慨。“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以沅水湘水流了千年也流不尽，来比喻屈原的幽怨之深，构思妙绝。屈原与楚王同宗，想到祖宗创业艰难，好不容易建立起强大的楚国，可是子孙昏庸无能，不能守业，贤能疏远，奸佞当权，自己空有一套正确的治国主张却不被采纳，反而遭到打击迫害，屡贬荒地。眼看世道，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朝政日非，国势岌岌可危，人民的灾难越来越深重，屈原奋而自沉汨罗江，他生而有怨，死亦有怨，这样的怨，没有个尽头。这二句是抒情。
后二句写景：“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秋风萧瑟，景象凄凉，一片惨淡气氛，诗人融情入景，使读者不禁慨然以思，含蓄蕴藉地表达了一种感慨不已、哀思无限的凭吊怀念之情。这两句暗用《楚辞·招魂》语：“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但化用得非常巧妙，使人全然不觉。诗的后两句轻轻宕开，既不咏屈原的事，也不写屈原庙，却由虚转实，描绘了一幅秋景：“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这并不是闲笔，它让读者想到屈原笔下的秋风和枫树，“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招魂》）。这是屈原曾经行吟的地方。朱熹说“（枫）玉霜后叶丹可爱，故骚人多称之”（《楚辞集注》）。此刻骚人已去，只有他曾歌咏的枫还在，当黄昏的秋风吹起时，如火的红枫婆娑摇曳，萧萧絮响，像在诉说千古悲剧。
这首诗比兴手法相当高明。前二句以江水之流不尽来比喻人之怨无穷，堪称妙绝。后二句萧瑟秋景的描写，又从《招魂》“湛湛江水”两句生发而来，景物依稀，气氛愁惨，更增凄惋，使人不胜惆怅，吊古之意极深，为人传诵。
该曲开头的“山藏白虎”是指苏州西北的虎丘。相传吴王阖闾死后就葬在这里，三日后，“白虎蹲踞其上，故名虎丘”。以虎丘为题材的作品，往往发思古之幽情，写兴亡之感叹。“云藏寺”说的是虎丘山寺的风光。苏轼曾在此写过一篇《虎丘诗》：“东轩有佳致，云水丽千顷”，梵宇入云、宝塔耸霄的虎丘寺被“千顷”云涛所遮掩。青山葱郁，白云缭绕，金寺若现，就在读者沉浸在阆苑仙葩的虎丘山景之中时，作者把镜头拉近，描绘“池上老梅”。这里的池是虎丘山下的剑池。池边飞岩如削的崖壁上斜伸着几株槎枒苍老的梅树，与上句结合起来，远近相辅，高低错落，虚实交映，尽显笔致的空灵。
“洞庭归兴”由景人情，引发作者联想。“洞庭归兴”借用范蠡功成隐退之典。后人常用此事称道鄙薄名利的品格。“香柑红树”一句，作者由四时果鲜的太湖洞庭而想到尤为出名的洞庭红橘，又由红橘追忆了三国时陆绩怀橘归遗其母的典故。“鲈鲙银丝”用晋人张翰之典。作者连用三个典故，不仅切合怀古之题，也表达了一生沉抑下僚、偃蹇仕途的作者终于勘破世情的顿悟：一切功名富贵，荣辱兴亡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故应尽快知机隐退，远祸全身。
“自家池馆”写的是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来虎丘游玩的遗迹。“吴王花草”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诗句“吴宫花草埋幽径”。吴宫相传为阖闾、夫差所建，多有奇花异草，吴亡之后被焚烧。这里有吊古伤怀之意。“长似坡诗”是前面两句的归旨，说的是虎丘仍然像当年苏东坡《虎丘寺》中描写得那么美好，但已物是人非，曾在这里留
下足迹的人却福祸无常，最终都流散在沧桑的历史长河之中，只剩下虎丘的美景告诫着世人历史兴亡之感和人世幻灭之伤。
作者承“吴王花草”而下，进一步感慨兴亡。西施以美色诱惑吴王，最终导致吴国灭亡。而今这冷清的月夜里，凄厉的乌啼还在诉说着荒淫误国之恨。这种凄凉的意境更深化了“可人怜处”的兴亡之感。
该首小令由景人情，抒发怀古伤今之叹。作者还工于用典，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正如明王骥德所说“曲之佳处，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而在于是否“引得的确，用的恰好”（《曲律·论用事》）。作者虽然在曲中频繁用典，也化用了许多人的诗句，但却结合了作者的领悟和构思，创造出新的意境，堪称张小山怀古小令中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