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描写一个歌女送“使君”进京情景的作品。开篇点明时间是在春末,本是橘树花朵还未尽谢的自然现象,在送别人的眼中却仿佛橘树也有人的心意,刻意地留几朵花以挽留将要远行的人。接下去点明“使君”是要去往京城,且前程似锦,暗示“使君”是一定要走的,又进一步显出送别人的复杂心情,一方面她是为“使君”高兴的,也希望他能有个好前程;另一方面也确实不舍得让他远离自己。
下片写饯行宴上,众人洒泪而别。因为难过,歌终于唱不下去了。有心事导致小酌几杯便有了醉意,大家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女子哭得泪水打湿了裙子。结尾二句表明心迹,将不会忘记“使君”,而那深深的思念,连赣江西畔的明月清风也会被沾染上的。
全词借景物抒情,又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江边送别图,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该诗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中,所咏之物与人相同之处就是就是诗歌感情所在,该诗以劲草比喻“汉家不降士”,草之刚韧不屈与人之坚贞不屈形成精神上的对应,句句写草,但又处处喻人,在凄凉冷落的景象中歌颂了汉家将士的威武气节,咏物与咏人合而为一,是对当时混乱现实的生动写照。
《劲草行》通过对秋天霜风中吹不倒的劲草的描写,极力赞美劲草威武不屈,洁身自好,不向苦难、不向权贵折腰,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汉家不降士”的崇高精神。诗中所谓的“权贵”就是元朝的当政者,所谓“佞臣”就是汉奸走狗,所谓“劲草”就是像诗人这样千千万万与元朝当政者势不两立的底层困苦人民。该诗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汉家不降士”的崇敬心情。诗尾用“金马铜驼”之典,既是对政治局势的客观判断,又是希望元蒙统治早日结束的主观愿望,感情强烈,意味隽永。
从诗的内容上看全诗可分为两层。
前八句为第一层,以咏物为主,描写劲草的自然形貌和风吹不倒的姿态,从草之茂盛写到草的气节,草生长蔓延的处所似乎出自草的有意选择,与王孙公子无缘,也绝对不长在谗佞的坟上;但是草根直下土中百尺,与忠臣之魂相拥相抱。表达了诗人对劲草的喜爱和钦佩,为下文抒情做了铺垫。第八句承上启下,由忠臣之魂写及忠臣的死因,过渡到咏人。
后半十二句为第二层,描绘汉家不降士为国死节的悲凉气氛,仍以“草"为线索,将士尸骨沉埋于地,战血滋养了劲草,晴时有蝴蝶飞舞,雨时有麒麟悲泣,而草在风中摇摆似乎为将士倾吐愁恨,一闻战鼓声声,将士骷髅也随风起舞。他们死后只占很小的一方土地,唯有金马铜驼在荆棘丛中飞泪如雨。第二层歌颂汉家不降士的气节源于第一层对劲草风骨的描绘,全篇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该诗采用比兴手法,通过对秋天霜风中吹不倒的劲草的描写,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汉家不降士”的崇高精神,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诗尾用“金马铜驼”之典,既是对政治局势的客观判断,又是希望元蒙统治早日结束的主观愿望,感情强烈,意味隽永。诗中所选取的诸多意象,如蝴蝶、麒麟、金马铜驼等,均烘染了一种寂寞凄楚的氛围,衬托出汉家将士身后的悲凉,也是对冷漠现实的一种谴责。
从天那边黑空中吹来的暴风,把海水吹得起立了起来;浙东的暴雨,也都被狂风吹飞过江的这边来。
这两句是写天风海雨的狂暴,从另一角度看,也可看作是写山河景观的壮丽。从这两句诗也可看出东坡胸襟雄阔奔放的气概。此联写暴雨突来,风起云涌之势。上句用天外黑风形容狂风骤起,天地变色;“吹海立”则表现雨势滂沱,如海潮汹涌。而下句则连用“飞”“过”“来”三个动词,极为生动地展现暴雨由远而近、横跨大江、呼啸奔来的壮观景象。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