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画面艳丽清雅,风格秀逸清俊,音律回风舞雪,意蕴醇厚深远。虽然满眼都是花、桃、酒、醉等香艳字眼,却毫无低俗之气,反而笔力直透纸背,让人猛然一醒。唐寅诗画得力处正在于此,这首诗也正是唐寅的代表作。
诗歌前四句是叙事,说自己是隐居于苏州桃花坞地区桃花庵中的桃花仙人,种桃树、卖桃花沽酒是其生活的写照,这四句通过顶真的手法,有意突出“桃花”意象,借桃花隐喻隐士,鲜明地刻画了一位优游林下、洒脱风流、热爱人生、快活似神仙的隐者形象。
次四句描述了诗人与花为邻、以酒为友的生活,无论酒醒酒醉,始终不离开桃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任时光流转、花开花落而初衷不改,这种对花与酒的执著正是对生命极度珍视的表现。
下面四句直接点出自己的生活愿望:不愿低三下四追随富贵之门、宁愿老死花间,尽管富者有车尘马足的乐趣,贫者自可与酒盏和花枝结缘。通过对比,写出了贫者与富者两种不同的人生乐趣。
接下去四句是议论,通过比较富贵和贫穷优缺点,深刻地揭示贫与富的辩证关系:表面上看富贵和贫穷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但实际上富者车马劳顿,不如贫者悠闲自得,如果以车马劳顿的富贵来换取贫者的闲适自在,作者认为是不可取的,这种蔑视功名富贵的价值观在人人追求富贵的年代无异于石破天惊,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超脱豁达的人生境界,是对人生的睿智选择,与富贵相连的必然是劳顿,钱可以买来享受却买不来闲适、诗意的人生,尽管贫穷却不失人生的乐趣、精神上的富足正是古代失意文人的人生写照。
通观全诗,层次清晰,语言浅近,回旋委婉,近乎民谣式的自言自语,然而就是这样的自言自语,却蕴涵的无限的艺术张力,给人以绵延的审美享受和强烈的认同感,不愧是唐寅诗中之最上乘者。这也正合了韩愈“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的著名论断。
这首诗中最突出,给人印象最深的两个意象是“花”和“酒”。桃花,最早见诸文学作品,当于《诗经·周南》之《桃夭》篇,本意表达一种自由奔放的情感。而至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一出,桃花便更多地被用来表达隐逸情怀了。古代,桃还有驱鬼辟邪的意思,而“桃”与“逃” 谐音,因有避世之意。在唐寅的诗中,“桃花”这一意象频频出现。试举几例: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把酒对月歌》)
桑出罗兮柘出绫,绫罗妆束出娉婷。娉婷红粉歌金缕,歌与桃花柳絮听。 (《桑图》)
野店桃花万树低,春光多在画桥西。幽人自得寻芳兴,马背诗成路欲迷。 (《题画四首其一》)
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 (《桃花坞》)
草屋柴门无点尘,门前溪水绿粼粼。中间有甚堪图画,满坞桃花一醉人。 (《题画廿四首其十五》)
不难看出,例中桃花意象都是用来表达闲居和隐逸生活的。
“酒”,在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士人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用来表达悲壮慷慨情怀,更与世事苍凉、傲岸不羁、独行特立结缘。晋有刘伶、嵇康,唐有“饮中八仙”,宋有东坡“把酒问青天”,而到了明代,又有了唐寅醉酒花下眠。
这首词既写江南夏日湖山之美,又写歌女容貌和性灵之美。全词融自然美与女性美于一境,写出了歌女天光水色之间的清歌妙发,表现出湖山和人物纯真自然的性灵。
上片起句开门见山,直写湖中美景。江南湖泊往往是重重相连。当外湖长满莲篷的时候,远远望去,高低参差,错落有致,比起荷花盛开,又是别有一番风味,此时正是游湖的好时光。下句展开远景:“霁山青处鸥飞”,是写天放晴了,雨洗过后的青山,格外的青,而那青山映衬之间,几点翩飞的白鸥,显得格外的白。“水天溶漾画桡迟。”词人俯仰上下,只见水涵着天,天连着水,水天溶溶漾漾,融而为一。游湖之人陶醉了,于是,任由船只鉴中缓缓地行。画桡,指画船。迟,谓缓行。这样美好的大自然里,人有时会忘却自己,有时却又以为自己是江山风月的主人。清莹的湖面正好是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存。“人影鉴中移。”人船中,船行水上,水面如镜,人影镜里移动。
下片由写景转为写人,重点描写歌女容貌之美和性灵之美。“桃叶浅声双唱”与“杏红深色轻衣”两句为对仗,一写其歌声,一写其衫色。桃叶,本是晋代王献之妾之名。献之笃爱桃叶,曾作《桃叶歌》歌之,传其辞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南朝陈时,江南盛歌之,见《乐府诗集》卷四十五《桃叶歌》题解。词上句以“桃叶浅声”写所唱,此“桃叶”即《桃叶歌》,非指人而言。歌声轻婉,故曰“浅声”,女伴同唱,故曰“双唱”。此句写船上的一对歌女双双唱起了轻柔宛转的歌声。“杏红深色轻衣”则写青山绿水,上下天光之间,歌女杏红的衣色,显得格外深。深,亦是词人印象之深。词人写歌女之印象,不写其容貌而写其衣著,正是韵高脱俗的体现。这时正当暑天,故著轻衣。然而,词人印象更深的是:“小荷障面避斜晖。分得翠阴归。”暑天斜晖犹热,故而歌女采得一枝荷叶遮面。荷叶虽小,可是当乘船一路归去时,词人却感觉到,好象自己也分得了她手持荷叶的一份绿阴凉意。小荷障面之姿态,很美;分得翠阴之感受,虽为错觉,但更美。
此词游湖这一赏心乐事中,表现了自然风光和人物容貌、性灵之美,体现出词人高雅、清旷的审美意趣,抒写了词人对于大自然和生活的无限热爱。
这首诗赞叹太平寺泉眼的神异、泉水的明净及环境的幽美,表示要在这里卜居,服食修炼,以成正果。全诗可分四段,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运用虚实相生的写法突出了太平寺泉的神奇以及泉水的清与美。
此诗首二句写太平寺的环境,地处高冈,可见不在秦州城内。次二句以根枯衬泉活,岁古显流长。这有如八大山人作画,能于苦涩处见生机,古简处见笔力,细味之始觉其妙。“石间见海眼”,唐人赞山泉古井的神异多谓能通海,当然不一定真通海,这么想这么说,带有神秘感,有助于加强艺术感染力。“天畔萦水府”,见泉眼在寺旁地势较高处。接着写泉眼的神异。“青白”四句写得的确很美,这不是因为对“青白二小蛇”刻画得如何典型,而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这是两条龙的化身。这想象是美的。通过这美的想象,不仅写出了泉眼清澈、蛇游气冒的实景,展现了“潜虬媚幽姿”(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意境,也藉以一舒胸中抑郁之气。“山头”四句谓山地多石,凿井为难,幸有此味美色清的泉水供十方僧众饮用。“北风”二句写实景平平,“明涵”二句写倒影绝妙。泉水明净,客衣可鉴;涟漪荡影,野趣宜人。山泉既如此可羡,这就难怪诗人动卜居之念、生羽化之想了:“何当宅下流,馀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