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
首联：“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此处“春江”的“春”，非常美丽，生机盎然。诗人喜游泳，故地重游，能跃入湘江，再显当年的豪情，再享欢乐，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又”字，上接游湘江，下连登岳麓，还含“久别岳麓今又来”之意。而一个“踏”字，则使诗人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望眼开”指诗人登上重重叠叠的岳麓山，登高远望，俯览湘江从衡岳而来，直奔洞庭而去的壮观，眼界开阔，心旷神怡。
颔联承接上面的意思而来：“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远远看到湘江中绿树笼罩的橘子洲上树木摆动，长江上卷起阵阵银浪；一会儿，飘起云团，漫延山顶，洒下细雨。视野之内，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两句同三年后诗人在《送瘟神》第二首中说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一样，并非纯粹写景，更重要的是象征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只是后者已带有浪漫的色彩，有些想象的成分。至1959年写的《登庐山》中“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也同样是表现大好形势，但用云烟之类，意象较虚，给读者的感觉也是空中楼阁似有似无。可见，诗是思想与情绪的反映，信非虚言，当时所流露的情感、心境以至潜意识中的东西，有时连作者自己也感觉不到。总而言之，《和周世钊同志》这首诗中的景色描写真正是既反映了当时国家的繁荣气象，也真实地表现了作者的愉快心情。
颈联是由景而及人。旧地重游，必然会想到一些人事。诗人同家乡的耆旧及老同学、老朋友相聚，觉得声音、举止、性情如旧，而想到一些为争夺个人名利用尽心机、流落海外的人，觉得可悲。这里的“可哀”，是说他们在域外混得并不满意，然而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从“鸡虫”二字中可以感到诗人对这些人的鄙视。解说此诗者或以为这句诗指“国际间的某些事件像鸡虫得失一样渺小，人们为这些小事而钩心斗角是可悲的”。但此句的上下文俱未涉及国际间的事情，此句承“尊前谈笑”而来，而且“域外”是相对于“国内而言”，同“国际”的意思并不一致。所以，这一句应是指早年相识后来成为革命对立面而跑到海外的人，未必皆历史上有名的人，然大体应属于张国焘、王明、萧瑜一类。上句之“人依旧”指当时在一起的故旧，“域外鸡虫”则指某些流落海外的人。这两句中包含了很多的历史事实，很长的历史过程，也包含中国革命中阵营对立和路线分歧方面复杂斗争的种种回忆。但诗人这里表现出的是轻松、愉快，是胜利者的豪情。
尾联：“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回想三十年前都是风华正茂、正当同学少年，“莫叹”二字，体现诗人乐观、高昂的情绪，与“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有异曲同工之妙。“韶华易逝”是自然发展规律，也是诗人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仍到”，与前“这种乐观高昂、奋斗不息的精神，与前面描绘的生机勃勃的自然景象浑然一体。
此诗上半首写景，格调明快，用“春江”、“绿洲”、“臂野”等描绘了诗人久别的故乡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下半首写情，平易、亲切，感情真挚。情随景至，情景交融，颇具感染力。
这是一首咏怀之作。此词上片写词人百无聊赖，以酒浇愁的情景，并移情于物，抒写变法失败后自己的艰难处境和落寞情怀；下片由写景转入抒情，直抒词人“心意苦”，以及对变法失败之因的深刻反思，并表示词人对前途的担忧。全词多用比兴，意丰境幽，非一般悲秋词可同日而语。全篇由“心意苦”三字辐射开去，上片侧重摹景，下片侧重抒情，虚实相映，含蓄婉转，读之令人凄然不欢。
上片由描述入手，其景中已见凄苦之状。“ 记得珠帘初卷处，人倚阑干，被酒刚微醉。”珠帘初卷，中酒微醉之人倚阑凭眺。“记得”二字表明情景已往而今犹记。“初卷”与下文“晓风”，点明时间。人则是微醉依阑之态。这里时地空、人景情俱到，极概括，又极蕴致。
开篇既已露出了伤感，接下去又继之以纯乎写景之句：“翠叶飘零秋自语，晓风吹坠横塘路。”此景由“人倚阑干”而来，是为目之所见，而所见则是一片残荷败叶，那荷叶飘零了，被晓风吹坠塘边路上，沙沙作响，仿佛是在诉说着秋来的飘零之苦。“横塘路”， 用事而不露痕迹，寓含了失欢失意等等难以名状的苦情。因为那里洒满了落叶，美人难以重到，则失落、孤寂、幽独之感便自然含在景中了。
下片“词客看花心意苦”，承上启下，直写情怀。“词客”回应上片之倚阑人。“心意苦”是为点睛处，说明全篇皆在抒此难言之苦情，而此情已于上片言落叶中隐约可见，但意犹未尽，情犹未了，故此句明点，并转入深层刻画。“坠粉零香，果是谁相误”？这里由幕叶写到残花。词客面对残花败绩，生出“谁相误”之联想，是人误花期，抑或是花期误人。如此惊人之谜，不了之思，便将词客心意之苦合盘托出了。
接下去更转进一层，以虚笔出之：“三十六陂飞细雨，明朝颜色难如故。”再借典映托，由此及彼，推想明朝处处荷塘，处处细雨，处处凋零。“ 颜色难如故”，道出了惜花怜花怨花等等百般凄苦之情。这是推出一笔去写，借虚拟之景收煞，将“苦”字续足，极富悠然不尽的情味，发人联想，启人美感。
美人香草用以托寄，这是古典诗词里的常法。此篇托脉之意惟一“苦”字，至于所苦者何，作者并未明指，但其所勾画之苦况苦境苦情，则是充满了感人的艺术魅力，极含蓄，极朦胧，耐人寻味，读者可自行联想与补足了。
这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全诗共三章，采用了重章叠唱的形式，叙说着将士们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磨刀擦枪、舞戈挥戟，奔赴前线共同杀敌的英雄主义气概。
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