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借歌颂热海的奇特无比以壮朋友行色的送别诗，是诗人在北庭，为京官崔侍御还京送行时所作。此诗或写于交河郡，或写于轮台县。热海即伊塞克湖，又名大清池、咸海，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唐时属安西节度使领辖。岑参虽未到过那里，但根据传闻和自己长期在荒远之地的体验，把它写得有声有色、神奇无比。
岑参的边塞诗独具特色，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他的诗突破了以往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而《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则是其中一篇很有特色的边塞诗，它巧妙地把写景与送别结合起来，却又没有丝毫的矫柔伤感之请，代之以热情澎湃，在边塞送别诗中闪出耀眼的光彩。
全诗十六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热海无与伦比的奇热。读罢全诗，令人如临其境，仿佛感受到蒸腾的热气。
开头两句，概括出热海的特点。“西头热海水如煮”虽是夸张，但比喻贴切，用滚烫开水作比，使人很容易想象热海的水热的程度。
热海其热无比，所以第三句说“海上众鸟不敢飞”，但这并不足为奇，奇的是“中有鲤鱼长且肥 ”，在滚烫的热海水中，居然有鲤鱼存活，而且长得又长又肥，这就很使人诧异了。
以上是“侧闻阴山胡儿语”，所用语言通俗形象，如同口语。接下去写当日亲眼所见。由所闻转入所见，过渡自然，衔接紧凑。所见情景，诗人抓住与海水密切关联的几种具体物象；岸旁青草、空中白雪、沙石虏云和浪波汉月。岸边的草木非但没有被热水灼伤而萎枯，反而青青常绿；但空中的白雪，却在很远的地方遇到热气旋就化为乌有。上有云天白雪，下有绿叶青枝，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热海，风光奇异。“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两句十四字中，用了蒸、烁、燃、沸、炎、煎六个动词，夸张地描绘出热海的威力：蒸热了沙子，熔化了岩石，点燃了天边云朵，煮沸了细浪，烤热了波涛，煎烫了高空明月，充分显示出诗人炼字之工和大胆而奇异的想象。
“阴火潜烧天地炉”四句，诗人突发奇想，发出喟然之叹：蕴藏在地下的火，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常燃不息，为什么偏偏把这西边一角烧得这么热？高处，它吞食月窟，侵及星辰；远处，它的气焰越过西方的赤坂，一直威逼更远的单于。诗的十三、十四句，交代吟诗的环境和原由。吟诗是为了为友送行；地点在天山脚下的城郭；时间是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际，触景生情，引起一番对热海的赞叹。
诗的最后两句，诗人用风趣的语言，作了临别赠言：“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意思是说：侍御大人自京师御史台来边陲视察，尽管您威严如霜，但为这热海般的将士赤心所感化，您那冷若寒霜的威严也会淡薄的。
岑参的这首诗 ，在写作手法上以“侧写”标新，全诗写热海 ，由水中到地面到空中，处处炎气逼人，除了“侧闻”的“水如煮 ”外再没有出现一个“热”字，而是通过鱼、鸟、草、雪、沙、石、云、浪、波和月等景物的描写，表现出热海之热，使全诗真实可感。
此诗寄情出人意表，构思新奇。诗人巧设回环，在极力描述了热海之奇景，让读者陶醉于热海风光之时才宛然一转，表明自己吟诗的环境和缘由，“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在天山脚下的城郭，在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时，与朋友送行，无尽的离别之情用一“醉”字消融于无形，豪放不羁。“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这最后两句，用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崔侍御的高风亮节，连热海的炎威也为之消减。
前两句写济南初春雪后乍晴以及泉眼之多。“山郡逢春复乍晴”句，紧扣诗题，“山郡”点明济南是一座群山环绕的城市；“逢春”和“乍晴”是交待诗的具体形象所赖以产生的节候。续句“陂塘分出几泉清”，表现号称“泉城”的济南最典型的景色。济南城区，有七十二泉分布各处，春来冰雪消融，地下有充沛水源，于是处处泉眼都有清流汩汩涌出，泉水分流汇合城内城外，碧波荡漾，随地皆成陂塘。此句炼在“分”字，分而知泉眼之多，泉多水丰，故能形成陂塘池沼，这才成其为泉城。
后两句写大明湖清丽纯净的奇伟景象。“郭边万户皆临水”，是描写大明湖及趵突泉一带城区的特殊景观。在济南旧城的四沿（即诗所说的“郭边”）环绕着由珍珠泉、美蓉泉、王府池、趵突泉等七十二泉涌水所汇成的河流水域，其中北部的大明湖水域尤擅景观之胜，民户鳞次栉比，傍水而居，清流逶迤。房舍掩映，这是济南胜致。此句“临”字比较关键，它体现了泉水和居人自然地交织汇合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形成的美感。最后“雪后千峰半入城”句，是渲染春天乍降时，山郡济南所见。济南群山环绕，南有千佛山、四里山，北有卧牛山、华不注、鹊山等等，群山巍峙，层峦叠嶂，林木苍翠，钟灵毓秀。环城四顾，山色青冥，美不胜收。清人刘风诰有一联曾曰：“一城山色半城湖”，群山本不“入城”，因“雪后”看上去特别近，故有“千峰半入城”的错觉。比“一城山色”的写法，更有别趣。
这首七绝四句纯然写景，不露声色，景中饱含深情，情景交融，极富情致。无论是“逢春复乍晴”的好天气，还是潺潺而流的清泉，以及湖水中倒映的“雪后千峰”等，都包蕴着诗人对济南初春的审美喜悦，流荡着一种迷恋的情韵。
诗的前两联即描写沧浪亭的静谧。首先诗人安排了“静”的背景，营造出“静”的意境：“独绕虚亭步石矼”。“独”“虚”二字表明诗人此时是独自一人在沧浪亭中散步。偌大的园林，四处静谧无声，或许有人会感到冷清孤寂，而诗人却专爱这“静中情味世无双”的空静淡雅的氛围。静谧中的心情和滋味独一无二，颔联就此进一步展开，加以具体详细的描写和说明。
“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入破窗”，前一句以动写静，后一句化静为动，更显出“沧浪亭”的幽静和诗人此刻平和自乐的情绪。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动写静的名句当属六朝梁代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鸣蝉的鼓噪声，飞鸟的清鸣声，才更反衬出林间山中的静寂、清幽。“静”的意境极难表现，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论画道：“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俨静，趣远之心难形”。意即画面容易表现实物的形状动感，难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营造出澹泊闲静的意境则是难上加难。诗画同源，二者在艺术表现手去上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古代诗人多采用寂中有音、动中见静的手法，利用能引发人们特殊感受的声响和动态来反衬静境和静意。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得愈觉其深”（《管锥篇》）。这里的“山蝉带响”也正是利用蝉声来突出环境的清幽宁静，韵噪相映，反衬其静，给人以极为真实贴切的感受。此外前人诗中也常运用化静为动的表现手法，六朝宋代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的诗句，不仅将相对静止的白云、绿竹拟人化，同时赋予二者以动感，这种拟人手法和化静为动手法的的运用，更能雄现出平中见奇、似动实静的特色。此诗中“野蔓盘青入”便是将藤蔓这一静物动态化，写出了它在盘旋回绕中偷偷伸进破旧窗子的“动”的过程，这种“动”，更深化了沧浪亭中安静的气氛。胡仔评价苏舜钦说：“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此联可做为典型的一例。
后两联引用两个典故，将它们与诗人的情况相对照，以此来表明诗人平静恬淡的心情。“二子逢时犹死饿”是写伯夷和叔齐的故事。一般认为，周朝开国初年可谓太平盛世，两人生而逢时却因不食周粟而死；“三闾遭逐便沉江”是写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他遭人构陷，放逐湖南湘江一带，而后自投汩罗江。诗人与屈原一样受人毁谤而遭贬，与伯夷、叔齐一样适逢政治革新的年代，但却无所作为。即使这样，诗人并未意志消沉投江而死，也并未“拒依周粟”忍饥而亡，而是每天尚能“饱食高眠”。因而诗人颇觉心满意足，欢欣庆幸。与历史人物的悲惨遭遇相比，诗人遭贬谪但仍能隐居沧浪亭算是十分幸运。所以他在沧浪亭的静谧环境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离实远祸、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沧浪亭》），因而他觉得“静中情味世无双”。
诗人的心境当然不像沧浪亭的静景一样平静如水。苏舜钦以迁客身份退居苏州，内心愁怨交集，万分感慨。他本是“慷慨有大志”的志士，以“出手洗乾坤”（《夏热屋寝感咏》）为已任，结果却是“予年己壮志未行”（《对酒》），苍生有难未能济，只能隐居园林，聊以度日。对于他这种“致君事业堆胸臆”的人来说，“却伴溪童学钓鱼”（《西轩垂钓偶作》）的闲居生活极为压抑。“修竹慰愁颜”（《沧浪亭》），“愁与酒相攻”（《春日怀旧游》），“大叫欲发狂”（《舟中感怀》），这些退隐后的诗句都渲泄出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愤之情。
本诗尾联中“唯恨澄醪不满缸”，以夸张的手法，表面是强调自己了无牵挂，心如止水的恬淡生活，而从反面映衬出诗人内心的怨懑、牢骚和不满。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首句言“五月天山雪”，已经扣紧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赵嘏说“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但是，李白所写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的景物上的巨大反差，被诗人敏锐地捕捉，然而，他没有具体细致地进行客观描写，而以轻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内心的感受：“无花只有寒”。
“无花”二字双关不见花开之意，这层意思紧启第三句“笛中闻折柳”。“折柳”即《折杨柳》曲的省称。这句表面看是写遍地闻笛，实际话外有音，意谓眼前无柳可折，“折柳”之事只能于“笛中闻”。花明柳暗是春色的表征，“无花”兼无柳，也就是“春色未曾看”了。这四句意脉贯通，一气直下，措语天然，不拘格律如古诗之开篇，前人未具此格。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这两句是说，战士们白天在金鼓声中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晚上却是抱着马鞍睡觉。
五、六句紧承前意，既写军旅生活的紧张。古代行军鸣金击鼓，以整齐步伐，节制进退。写出“金鼓”，则烘托出紧张气氛，军纪严肃可知。只言“晓战”，则整日之行军、战斗俱在不言之中。晚上只能抱着马鞍打盹儿，更见军中生活之紧张。本来，宵眠枕玉鞍也许更符合军中的生活习惯，不言“枕”而言“抱”，一字之易，紧张状态尤为突出，似乎一当报警，“抱鞍”者更能翻身上马，奋勇出击。此两句则就一“晓”一“宵”写来，并不铺叙全日生活，概括性也强。全篇只此两句作对仗，严正的形式与严肃的内容配合，增强了表达效果。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末两句是说，但愿腰间悬挂的宝剑能够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以上六句全写边疆生活的艰苦，若有怨思，末两句却急作转语，音情突变。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西域国名）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此诗末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愿”字与“直为”，语气斩钉截铁，慨当以慷，足以振起全篇。这是此诗点睛结穴之处。
本诗的结尾雄壮有力，与前面六句的烘托之功是分不开的。没有那样一个艰苦的背景，则不足以显示如此卓绝的精神。此诗所以极苍凉而极雄壮，意境浑成，是因为有了前六句的铺垫。如果一开口就豪言壮语，转觉无力。这写法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语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诗不但篇法独造，对仗也不拘常格，自是五律别调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