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家笔底，表现各异；试听“琵琶”，一到作者手里，即翻作新声，不同凡响。这首词借唐玄宗年间有关琵琶和音乐的典故，抒写北宋沦亡之悲，讥讽南宋小朝廷耽于安乐。全词以弹琵琶为喻，事实上“弹”（谈）的是国家兴亡之曲。
此琵琶，乃檀木所制，尾刻双凤，龙香板为拨，何其精美名贵！“凤尾龙香拨”。这杨贵妃怀抱过的琵琶，它标志着一个“黄金时代”。作者在此，暗指北宋初期歌舞繁华的盛世。而“霓裳曲罢”则标志着国运衰微与动乱开始。借唐说宋，发端即点到主题而又不露痕迹，可谓引人入胜之笔。
“浔阳江头”二句，一转，用白居易《琵琶行》所叙事。源自“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交代了地点，是浔阳江头。浔阳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浔阳江头也就是前边序中所说的湓浦口。白氏在江边关罢“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诗序云“是夕始有迁谪意”，是听了琵琶曲与弹奏女子自述身世之后的所感。词以“最苦”二字概括，表明作者也有同感。“画舸”句用郑文宝《柳枝词》“亭亭画舸系春潭”句意。作者以白居易的情事自比，并切琵琶，其“天涯沦落”之感亦可知矣。
“记出塞”接连数句又一转，从个人遭遇写到国家恨事。“望昭阳宫殿”等句分明是写一种特殊感情，与当日昭君出塞时去国怀乡之痛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恐怕是在暗喻“二帝蒙尘”的靖康之变。这种写法在南宋词家中也不乏其人。姜夔《疏影》词中亦有“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之句，郑文焯亦云“伤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
“辽阳驿使”数句转到眼前的现实。词人怀念北方故土，联想琐窗深处，当寒气袭人时，闺中少妇正在怀念远戍辽阳而杳无音信的征人。她想藉琵琶解闷，结果愈弹愈是伤心。“推手”等句，指弹琵琶，汉刘熙《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欧阳修《明妃曲》本此而有“推手为琵却手琶”之句；所弹之曲为《梁州》。《梁州》即《凉州》，唐西凉府所进边地乐曲，梁、凉二字唐人已混用。唐段安节《乐府杂录》谓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白居易诗：“《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可见其声哀怨。“哀彻”两字加深了悲凉的意绪。“云飞烟灭”已将上文一齐结束，“贺老”句便是尾声。
这尾声与发端遥相呼应，再次强调盛时已成过去，已成为历史。贺老即贺怀智，开元、天宝间琵琶高手，他一弹则全场寂静无声。元稹《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定场”即无消息，则“沉香亭北倚栏干”（李白《清平调》）的贵妃面影当然也不可见，这“凤尾龙香拨”的琵琶亦无主矣。故作者云“弹到此”即“鸣咽”不止，写悲慨无穷的国难家愁。
此篇手法新颖，从章法上看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可并为姊妹篇，都列举了许多有关的典故，而其中皆有一线相连。即所用典故中情事都与词人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经历有关，与当时时代特点有关，故典故虽多，却不为事所累，且抒情气氛浓郁。仍觉圆转流丽。由此可联想到唐时李商隐的《泪》（永巷长年怨绮罗）一诗，也是列举古来各种挥泪之事，最后归结为一事。辛词章法可能学自李诗，而又有出蓝之妙。再上溯可找到江淹的《恨赋》、《别赋》，李白《拟恨赋》等类篇章，作者用之以为词，可谓创新。
此词除使用典故多能流转自如外，还显示了辛词的另一特色，即豪放而兼俊美，所谓“肝肠似火，面目如花”者。词中如“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句，不独用昭君出塞之典故，且含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的诗意，形象很美，韵味亦深长。又“轻拢慢捻”四字，不独是用白居易诗点出弹琵琶，而好在将闺人愁闷无意绪、心情懒慢的神态也随之描画出来了。“泪珠盈睫”，令人想见那长睫毛闪动的晶莹珠泪，非而见美，更渲染了哀怨气氛，烘托了主题。
前人评辛词曰“大气包举”，所谓“大气”，就是指贯穿在词中那种浓烈的爱国之情，沉郁而激昂。而他的词风却不见粗犷，反倒是思理细腻绵密，语言华丽高雅，虽“用事多”，不嫌板滞。“情”在其中，密处见疏，实中有虚，令人读后有荡气回肠之感。
这是一首咏物词。咏物抒怀历来是文人骚罢常情，但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写作。稼轩此词，初看不过是有关琵琶典故的堆积，所以有的评家不太看好；但是细推敲来，所用之典皆不是随意捻来，而是用心良苦，所以此词也为真正识家所赞美。
凤尾龙香拨：此句是指杨贵妃所用琵琶。
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霓裳》指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霓裳》曲罢指杨贵妃之死。白居易《长恨歌》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句。
最苦浔阳江头罢，画舸亭亭待发：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罢不发。”
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指昭君出塞。昭阳殿，汉朝未央宫中的殿名。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寒窗、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沈云卿《古意》：“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辽阳，唐代边防要地，在今辽宁境内。白居易《琵琶行》：“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欧阳修《明妃曲》:“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梁州》，唐代教坊曲，亦名《凉州》。
贺老定场无消息：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贺老指唐代琵琶高手贺怀智。
想沉香亭北繁华歇：沉香亭为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活动的场所，李白《清平调》：“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此词不是风花雪月之笔。开头写唐，实则写宋。作者自比浔阳江罢，有天涯沦落之感。昭阳宫殿已不可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让人联想起靖康之难。读至此，痛感之情不亚于岳武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长安难望，辽阳呢？音信全无！凉州呢？一曲哀彻！汉朝故都，唐代边镇，如今都沦落金人之手！那唐玄宗与杨贵妃经常游乐的沉香亭，早已是一片荒芜了！读此有“黍离之悲”也！
琵琶，好音者看来，乐器也；闺怨者看来，倾诉也；无关者看来，一物也。而稼轩看来却有无限家国之恨！此与碌碌鼠辈之别也！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
这篇游记首先指出庐山三面环长江大湖的形胜特点，“有娱逸之观”。然后在六天记游中，生动描述了含鄱口俯览鄱阳湖上风云卷来的云障奇观和神林浦仰望香炉峰下白云团涌的云海幻景。最后以“云为水征，云从山出”的传统说法为根据，点出庐山形胜最“足以娱性逸情”者为云，与首段相应作结。全篇各记，脉络分明，语句简炼扼要，记述云的变化，尤为细致生动。
以日记体写游记古已有之，但将这种形式用之于一篇不满七百字的短篇游记中，而又写得不枝不蔓、灵活生动，却很少见。一般说，日记体记游，一是易于琐碎，二是易于呆板。阳湖派作家尽管不似桐城三祖那样强调结构的严谨和平正，但作为文章最基本的要求，整个布局毕竟不能散金碎玉、平淡板滞。作者为避免这些毛病，在结构安排和文字处理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扣住庐山风景最突出的特点进行描绘，使每一处景物、每日见闻都围绕这一特点而纳入文章里。起首一段，即概述庐山地理位置及异于它处山水的特征：“有娱逸之观”。这是因为庐山处“浔阳彭蠡之会”，三画环水，而大山真得水形成灵动之美，江湖之水浩渺干旷的气势又不闷于海水的奔涌澎湃，多予人一种柔和的感受。正是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庐山娱性逸惰的诸多景观，山中景物无不染上一层柔美的色彩。这节概述，其实是为下文定“势”，后面写山中清幽，写湖光山色，写瀑流云雾，都以此为基础，无不显示出一种娱逸的格调。作者进山的头一天，往游白鹿洞，至海会寺，“振钥顿文会堂。有桃一株方花，有芭蕉一侏方叶。”这里一片僻静，清幽的环境气氛，它清静得似乎连寺中老僧振钥开锁的响声部听得特别悦耳。在这寂无人迹的一方天地里，邑蕉抽叶，山花欲燃，大自然以其原始的生命情态展示出一片勃勃生机。到晚上，月下丙望，则见“松杉千万为一桁，横五老峰之麓”，又是另一种清幽气氛。这种清幽，无疑是江河湖滨那山中独有的特点，是为江湖涵养而生成的灵性的表现，是一种特有的神韵。这种体会到作者登高望远，回首观赏湖光山色时，就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了：“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卷席，渐隐；复顷之，至湖之中；复顷之，弃湖坝，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湖光湛湛，须臾皆没，云逐雾驰，山雨欲来，这种变化，这种气势，都予人以云水诡幻之感，以一种难以忘怀的情趣。庐山的灵性在水，庐山景观因水而别有雅趣。山因水而灵秀，人因水而情浓，作者在山中几天的游历中，饮三分池之甘洌，望香炉峰之瀑流，擢风尘于龙井，访旧迹于墨池，瞻山中之白云，卧当涧之醉石。兴至极处，其而攀危岩而上，“侧足逾文殊台，俯玩瀑布下注，尽其变”，进而“跐乱石，寻瀑布源”，游迹所至，无处不感受到庐山因山水灵秀而独具的娱逸之乐趣，待到出山前夜，偏巧又逢山中大雨，次日出山路上，回望瀑布，在“山沈沈苍酽一色”中看那千尺白练，看那一缕白云升起之后便团团相衔出、缠绕于山问的云雾，又感受到雨后庐山的另一种风韵，面对这幅泼墨山水，作者不由发出深情的议论：“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这灵性正是得之于水，而成了庐山“娱逸之观”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承转衔接上的富于变化。这篇游记的段落划分是以时间顺序为标志的，但这种胪列中又有变化。一、二两日由叙事说起，三、四两日由游览路线说起，第五日由游览目的意图说起，第六天则由友朋说起，并为山中游历作一小结，收束上述全部游踪后，再引出最后一天的出山。从方位变化上讲，庐山远望所见，作者来泊舟星子之前其实已经看到了，却有意不写而先写山中幽清，再写登高回顾湖光山色，然后依次写中山古迹瀑流，最后借写雨后庐山写远观的印象，这种变化既可使读者在饱览了山中景物之后留下一个总体的观感，也使全文灵动变化，有效地克服了日记体游记常见的单调和呆板。恽敬力图突破桐城派古文纯正静重的囿畛，使文章醇而能肆，于此即可见其端倪。
这首小令讥讽时政尖锐的揭露了元朝当政者卑劣腐朽的面目，揭露世风的龌龊败坏。语言犀利泼辣，比喻极具特色，夸张的描写，揭露尖刻有力。
这是元散曲中一支妙语连珠的著名作品。首尾两组工整的鼎足对，尤见精彩。
起始的三句中，“铺眉”与“苫眼”、“裸袖”与“揎拳”、“胡言”与“乱语”是句中自对，互相又成为工对；“时”与“十”同音，借与三、万作数字对。“铺眉苫眼”等三组词语活画出了无赖与白痴的形象，与达官贵人的身份本身形成了绝妙的讽刺。而三句从文意上看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第一句讽刺内阁，第二句讽刺武将，第三句讽刺高官。总而言之，“万是烘（哄）”，满朝文武全是些瞎胡闹的乌龟王八蛋罢了。
末尾的鼎足对，数字对数字、地名对地名、动物门对动物门不算，妙在同句之内的鸡与凤、蛇与龙、猫与熊还万有形状相像的联系。一头是文人习用的雅语颂辞，一头却是民间口语中带着詈骂性质的语汇，凑在一起，冷峭而生动。三句也各具侧重点：第一句揭示凶横，第二句揭示狠毒，第三句揭示无能。这就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元代社会中各种自封的或被吹捧出来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这三句承接前文“早三公”、“享万钟”、“成时用”而写，作者矛头直指上层统治集团的高官要人，是一目了然的。两段之间，“大纲来万是烘”结上，“说英雄谁是英雄”启下。得此两句愤语绾联，“讥时”的题意便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作者这种庄俗杂陈、嬉笑怒骂而尖峭老辣的散曲风格自成一家，被时人称作“张鸣善体”。明代曲家薛论道就有一首仿“张鸣善体”的《朝天子·不平》：“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鹗，失时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得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动。”语言虽不及本曲灏辣，却能得其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