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
中秋之夜,诗人独自在翰林院夜值,面对一轮明月,想起了远谪江陵的好友元稹,关心他能否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能否同赏明月,寄托了对友人的无限牵挂与思念之情。全诗巧妙采用对写手法,由诗人自己所见实景联想到友人的处境,表达委婉含蓄,尤其是“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在里外故人心”一联,对仗工整,感情深沉诚挚,真切动人。
古往今来,有无数诗人在十五的月亮上做文章,而所有这些诗文都有一个共同主题——思念亲友、盼望与亲友团圆。应该说主题和题材的接近使得这类作品有相当一部分是陈陈相因之作,但也确实留下了一些清新可人的典范之作。白居易此诗虽然比不上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但也算是上乘之作。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诗歌的颔联:“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在里外故人心。”对仗工整,形象鲜明,既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又容易让人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三五夜中新月色”与“二在里外故人心”的关系至少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在此月色下诗人产生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其二则是此明亮的月色就像诗人思念朋友的心情一样纯洁真切。“二在里外故人心”这句本身也有三种可能的理解,其一是诗人思念两在里外故人的心情;其二则是两在里外的故人思念诗人的心情;其三则是相隔两在里的两个朋友之间的相互思念的心意。这些不同理解的可能性增添了诗歌的可读性,也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从而使得读者比较容易进入到诗歌的再创造中去。
“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这两句也是清新出色的诗句。就在诗人欣赏这皎洁的月色之时,却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因为身在地势低下的江陵而有可能看不到月色,这种心理真可谓细腻。而这还只是表面的意思,其深层意义则是朋友现在被贬江陵,远离朝廷,已经感受不到皇帝的光辉和恩泽了。
此外,全诗在整体气氛的营造上也颇为成功,诗人着力在阴、冷、深等方面做文章,其意不在烘托月色的明亮,而在渲染诗人和自己朋友的阴冷、凄凉的心情。这种冷色调的画面是适于表现诗人深沉之情怀的。
《卫风·氓》是一首上古民间歌谣,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口气,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全诗六章,每章十句。第一章,追叙自己由初恋而定的婚;第二章,叙述自己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第三章,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她指出,这不是女人的差错,而是氓的反复无常;第五章,接着追叙她婚后的操劳、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第六章,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此诗通过弃妇的自述,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情况。
诗中虽以抒情为主,所叙的故事也还完整细致,但它已将女主人公的遭遇、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抒情叙事融为一体,时而夹以慨叹式的议论。就这些方面说,这首诗已初步具备中国式的叙事诗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后二千余年的叙事诗,在《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直到近代姚燮的《双鸩篇》中似乎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氓》诗的结构,是和它的故事情节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的。全诗六章,每章十句,但并不像《诗经》其他各篇采用复沓的形式,而是依照人物命运发展的顺序,自然地加以抒写。它以赋为主,兼用比兴。赋以叙事,兴以抒情,比在于加强叙事和抒情的色彩。
开头一、二章,《诗集传》云:“赋也。”具体描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以至结婚的过程。那是在一次集市上,一个男子以买丝为名,向女主人公吐露爱情,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又发脾气,可谓软硬兼施。可是这位单纯的女子看不透他的本质,说是必须有人来说媒,最后将婚期订在秋天。从此以后,女子朝思暮想,“乘彼垝垣,以望复关”,望不到男子所住的复关,便泪流不止;既见复关,就像见到所恋之人,不禁眉开眼笑。她还打卦占卜,预测婚事的吉凶。及至男方派车前来迎娶,她就带着全部的财物,嫁了过去。这两章叙事真切,历历可见,而诗人作为一个纯情少女的自我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方玉润评这一段云:“不见则忧,既见则喜,夫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痴于情者耳。”(《诗经原始》)一个“痴”字。点出了此女钟情之深。
朱熹《诗集传》谓第三章“比而兴也”,第四章“兴也”,也就是说这两章以抒情为主,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诗人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诗集传》)。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一般以为女子嫁过去三年,但另有一种解释:“三岁,多年。按‘三’是虚数,言其多,不是实指三年。”(程俊英《诗经译注》)实际上是说女子嫁过去好几年,夫妻关系渐渐不和,终至破裂。女子不得已又坐着车子,渡过淇水,回到娘家。她反覆考虑,自己并无一点差错,而是那个男子“二三其德”。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条教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只有痴心女子负心汉。
诗之五章用赋的手法叙述被弃前后的处境,前六句承上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补叙多年为妇的苦楚,她起早睡晚,辛勤劳作,一旦日子好过一些,丈夫便变得暴戾残酷。这个“暴”字可使人想像到丈夫的狰狞面目,以及女主人公被虐待的情景。后四句写她回到娘家以后受到兄弟们的冷笑。《诗集传》释此段云:“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说女主人公“淫奔”,固不足取;但其他的话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她当时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
第六章赋兼比兴,在抒情中叙事,当初他们相恋时,有说有笑;男子则“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可是他还未老时就产生怨恨,而且无法挽回。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浩浩汤汤的淇水,总有堤岸;广阔连绵的沼泽,也有边际。言外之意是:我的痛苦为什么竟没有到头的时候?《诗集传》指出“此则兴也”,其实它是比中有兴。诗人运用这两个比喻,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摆脱这些痛苦,她下决心与那男子割断感情上的联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从此后不再希望他回心转意,算了,算了。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吗?方玉润认为:“虽然口纵言已,心岂能忘?”(《诗经原始》)是的,从这女子一贯钟情的性格来看,她对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这就是今天常说的悲剧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