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从农村的环境概貌写到田家的欢声笑语;诗的后两句,从鸠鸣雨歇写到日上花繁。结句一个“繁”字,表现了春雨后农村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全诗语言清新自然,以轻快的笔调,写出农家生活的乐趣。
诗人以细致的笔触,描绘出了江南地区农村的一派自然春光。江南的农村冈峦起伏,竹篱茅舍错落地散布在山冈下面。前面是一派平展的稻田.桑树高高低低地就栽在屋前屋后,春天来了,桑树长出了鲜嫩的绿叶,掩映在平川之间。春耕开始时,按风俗要向田神祈祷丰年。农村的男女老少看完了献祭田神的歌舞以后,带着欢快的情绪回到家里。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欢乐。
“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两句中诗人集中地描写了春天的景色。江南的春天经常会下夜雨,早晨雨停了,阳光照着湿漉漉的新枝嫩叶,显得特别青翠。鹁鸪鸟在树上咕咕地叫起来。果然,不一会儿太阳就从东边屋脊上升了起来。墙头的杏花经过夜雨的滋润,盛开得更加灿烂,给村庄装点着绚丽的春光。一幅生动的农村自然图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