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这首诗写诗客客居长安，求官而不得的困难处境和潦倒感伤的心情。诗客以不得志的客的身份作客饮酒，前四句写作客的情形和潦倒自伤的心情。中间四句，诗客由自伤转为自负和自勉，引汉代名士主父偃和唐代名士马周自比，说明他自己有经世之才，早晚会得到皇帝赏识。后四句，诗客又由自负和自勉转为自伤，感慨自己冷落寂寞的处境。三层意思转折跌宕，沉郁顿挫，而以怀才不遇之意加以贯通。《李长吉集》引黄淳耀的话评价说：“绝无雕刻，真率之至者也。”黎简评价说：“长吉少有此沉顿之作。”
从开篇到“家客折断门前柳”四句一韵，为第一层，写劝酒场面。先总说一句，“零落栖迟”（潦倒游息）与“一杯酒”连缀，大致地表示以酒解愁的意思。不从主客祝酒写起，而从客方（即诗客自己）对酒兴怀落笔，突出了客方悲苦愤激的情怀，使诗一开篇就具“浩荡感激”（刘辰翁语）的特色。接着，诗境从“一杯酒”而转入主客持酒相劝的场面。他首先祝客客身体健康。“客长寿”三字有丰富潜台词：忧能伤客，折客之寿，而“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七字画出两客的形象，一个是穷途落魄的客客，一个是心地善良的主客。紧接着，似乎应继续写主客的致词了。但诗笔就此带住，以下两句作穿插，再引申出“零落栖迟”的意思，显得委婉含蓄。“主父西游困不归”，是说汉武帝时主父偃的故事。主父偃西入关，郁郁不得志，资用匮乏，屡遭白眼（见《汉书·主父偃传》）。诗客以他来自比，“困不归”中含有无限辛酸之情。古客多因柳树而念别。“家客折断门前柳”，通过家客的望眼欲穿，写出诗客自己的久羁异乡之苦，这是从对面落笔。引古自喻与对面落笔同时运用，都使诗情曲折，生动有味。经过这两句的跌宕，再继续写主客致词，诗情就更为摇曳多姿了。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到“直犯龙颜请恩泽”是第二层，为主客致酒之词。“吾闻”二字领起，是对话的标志；同时通过换韵，与上段划分开来。这几句主客的开导写得很有意味，他抓住上进心切的少年心理，甚至似乎看穿诗客引古自伤的心事，有针对性地讲了另一位古客一度受厄但终于否极泰来的奇遇：唐初名臣马周，年轻时受地方官吏侮辱，在去长安途中投宿新丰，逆旅主客待他比商贩还不如，他的处境比主父偃更为狼狈。为了强调这一点，诗中用了“天荒地老无客识”的生奇夸张造语，那种抱荆山之玉而“无客识”的悲苦，以“天荒地老”四字来表达，看似无理，实际上极能尽情。马周一度像这样困厄难堪，以后却时来运转，因替他寄寓的主客、中郎将常何代笔写条陈，唐太宗十分高兴，予以破格提拔。（注：原文见作品注释。）“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说的就是这件事。主客的话到此为止，只称引古事，不加任何发挥。但这番语言很富于启发性。他说马周只凭“两行书”即得皇帝赏识，言外之意似乎是：政治出路不只是有一种途径，“囊锥”终有出头之日，科场受阻也不能悲观。事实上，马周只是被唐太宗偶然发现，这里却说成“直犯龙颜请恩泽”，主动自荐，似乎又在怂恿少年要敢于进取，创造成功的条件。这四句以古事对古事，话中有话，极尽循循善诱之意。
“我有迷魂招不得”至篇终为第三层，直抒胸臆作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主客的开导使“我”这个“有迷魂招不得”者，茅塞顿开。诗客运用擅长的象征手法，以“雄鸡一声天下白”写主客的开导生出奇效，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这“雄鸡一声”是一鸣惊客，而“天下白”的景象更是光明璀璨。这一景象激起了诗客的豪情，于是末二句写道：“少年正该壮志凌云，怎能一蹶不振！老是唉声叹气，那是谁也不会来怜惜你的。”“谁念幽寒坐呜呃”，“幽寒坐呜呃”五字，用语独造，形象地刻画出诗客自己“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伤心行》）的苦态。“谁念”句，同时也就是一种对旧我的批判。末二句音情激越，颇具兴发感动的力量，使全诗具有积极的思想色彩。
《致酒行》以抒情为主，却运用主客对白的方式，不作平直叙写。诗中涉及两个古客故事，却分属宾主，《李长吉歌诗汇解》引毛稚黄的话说：“主父、马周作两层叙，本俱引证，更作宾主详略，谁谓长吉不深于长篇之法耶？”这篇的妙处，还在于它有情节性，饶有兴味。另外，诗在铸词造句、辟境创调上往往避熟就生，如“零落栖迟”、“天荒地老”、“幽寒坐呜呃”，尤其是“雄鸡一声”句等等，或语新，或意新，或境奇，都对表达诗情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李贺式的锦心绣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