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开头三句从自然景物写起，春风里桃花开放，燕子飞翔，依然如旧似相识，好象它们没有经历过人世的沧桑，然而竟逼出“春景都别’’一句。原来除了这燕子、桃花依然无恙之外，一切都变了，在诗人的眼里，所有春景都有别于昔日，这对于诗人来前是一种痛楚的发现。在这里，桃花、燕子，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它好比一幅画上的一点亮色，把画面上的大片暗色从反面更加衬托出来了。
“前度刘郎，重来江令，往事何堪前。”词人连用两个典故，不仅表示“重来”之意，同时还暗寓人世变迁，恍如隔世之感，所以紧接着一句便是“往事何堪前"。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家事、国事，事事前来都使人伤心、痛心，因而又只用“何堪前”三字了之，真是欲前还休，欲吐又吞，其内心的沉痛已不难想见。
“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词人再用一个典故，将世事变迁之意更探前一步。龙归剑杳的故事从宝剑的沉埋、出世、化龙的经历和变化，折射出人世间的沧桑变迁。词人子“近水残阳”的惆怅景色中引出龙归剑杏的故事，人间巨变的感慨油然而生，不禁想起在当前的这一巨变之中流尽的“英雄泪血”。这一句词概括了无数抗清英雄的可歌可泣事迹，也蕴含了词人无穷的故国之思。
“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一瞬抛撇”，转瞬之间昔日的“豪华’’便已丢失殆尽，世事变化得如此之快。这里面虽有家愁，但更多的是国恨，如此大好河山，给人留下的却是千古之恨。
“白玉楼前，黄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道家谓天上有黄金阙、白玉京，为仙人或天帝所居处。以天界代指人间，它可以指帝京宫阙。前“只留明月’’，言外之意，昔日的繁华都已不复存在了。
“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消歇。”就像人世的繁华易逝一样，眼前的春色也转瞬便将消逝。且莫笑那“嫩于金色软于丝”的杨柳已经褪尽了嫩黄的金色，裱艳的桃李也寻将凋谢。这几句含有比兴意味的词句起着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天上瞬息变幻的流云，空中飘荡不定的柳絮，世事、人生是如此相似。而这流云般消逝的世事，飞絮般无定的人生都将一并付予哀猿，在它那断续凄异的鸣声中发出悲咽的哀音。
“西山在、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此时似乎一切都已消失，只有那熟识的西山兀自矗立在那里，善解人意似地与人相伴。据《拙政园诗余叙》所述，作者“侨居都城西”时，常“闲登亭右小邱望西山，云物殊态”，后来经历“频年兵燹”“毋论海滨故第化为荒烟断草，诸所游历，皆沧桑不可问矣”。可知这“西山”在作者生活里非同寻常。但现在词人眼里，西山的容貌也非昔日的“云物殊态”，而是“愁容惨黛”，好像它也在和词人一起发出“凄切”的感情，一起叹“当年富贵已东流，金瓯缺。”
第一首的主旨是伤春。词中，先写春向人们告辞，柳、兰喻春含泪挥手而别，后写一个女子惜春情态，一边惋惜春天的归去，一边又觉得春天对她也有无限依恋之情，作者以拟人手法，把人的表情动作赋予春，有依依难舍之情，郁郁感伤之意，抒发了惜春、伤春的感情。构思新颖，描写细腻，手法多变，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的“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去也”两字感情色彩极浓。在临别之际一声“去也”。抵得上很多言语，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不忍去、不愿去、又不得不去的衷曲。后来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词“愿去去千里烟波”，连用两个“去”字，也是为了突出他心头不忍去、不愿去而又不得不去的复杂感情。这是从春的一方即客观的一方言之。再从爱春、惜春的一方即主观的一方言之，则“去也”两字更为关情。《西厢记·长亭送别》有句云：“听得道声“去也”。松了金钡；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如果借来作为“去也”两字的注解，就不难想象那种爱春、惜春而又尤计留春的惆怅之情。“多谢洛城人”则又转换角度，以春天的口吻，向惜春之人遥遥致意。作者在短短七字之间展现了两种不同视角的转换，挥洒自如，更显示出其杰出的想像力和文字驾驭能力。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泡露似沾巾”两句，紧承前句“多谢洛城人”而来，不写人之惜春，而先写春依恋人，描绘出一幅气韵横生的送春画图，且看那纤弱的柳条随风依依轻摇，就好像挥手作别轻扬起的衣袖；而葡花沾满露珠，更有如一位不胜嫣羞的美人，在离别之际泪湿纸巾。
“独坐亦含颦。”如果说，前面四句都是从春的惜别一边着笔的话，那末这最后一句写到了惜春之人，即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从句中的“独”字可以领悟到，这位抒倩上人公的心情非常寂寞惆怅。旖旎的春光曾给她以欢乐与安慰，或者说，曾激励她满怀憧憬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是，曾几何时，春闹花谢。欢乐成为过去，安慰被失望所代替，理想也终于落空。愁绪煎熬使她坐卧不安：从句中的“亦”字可以表现出除“独坐”以外的独眠、独酌、独吟都已一一行之而终于无法排遣愁绪。在百无聊赖之中，惟有借“独坐”以自持性情，但“独坐”既久，仍不免颦眉蹙额，为愁绪所包围，由此总见得愁绪缠绵深长而避之无由了。
第二首的主旨是惜春，其抒情线索十分显明，抒情的中心非常突出。前两句在词意上是一层转折，次句的“艳阳年”与第三句的“桃花流水”在字面上也构成一个转折，两个七言对偶句与结句在虚实关系上又形成一个转折，通过这层层转折，层转层深地传出了充溢在词人心头的“惜春”意绪。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首句重复第一首的发端，既加深了咏叹的意味，强化了作者伤春、惜春的情感，在结构上也起了与第一首互相呼应的勾连作用，感慨春天的“大势”已去。次句中的“艳阳年”，即“艳阳天”，指阳光灿烂、风光旖旎的春天，“余春”尚在，大家赶紧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好地赏玩一下暮春的风致。
“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描写了词人为自己“惜春”的行为所做的打算，桃花凋落，飘洒在溪流水上，这正是暮春常见的景象，倘若桃花落瓣已被流水飘尽，那春天的身影就是确实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词人愿意在溪水边的草茵上席地而坐，面对着落花流水，斟上一杯春竹叶酒，慢慢地喝，悄悄地看，静静地想。
“惟待见青天。”强烈表达出希望自己拟想中的“惜春”行为能够实现的心声。纵然风景无限好，倘使碰上个淫雨连绵、路滑泥烂的天气，这一番打算就全都落空了。所以诗人末句希望老天爷能够帮忙，给人间送来个无云无风的大好晴天。
这两首词运用了拟人的手法表现了从人到春，又从春到人的三次主角转换。作者不写人惜春，反写春惜人，将人情物态揉为一体。构思新颖，手法多变；语言朴实无华，结构紧凑奇巧。全词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全诗前半部分诉说了：李白青少年的时候，对事理的认识不是特别通达，呼朋唤友，都是些热血豪迈人士。为朋友曾经不惜两肋插刀，红尘滚滚处也曾经手刃歹徒。哥们肝胆意气天下闻名，官民同赏。不为报酬而助人，并不把解人之难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功劳。说明了李白喜欢交朋友，豪气，喜欢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一直在帮助别人，但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还是个需要接济的落魄文人。
全诗后半部分诉说了：李白仕途非常不顺，在诗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早年寓居安陆时，曾多次给地方官员写信自荐，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开元二十三年，不甘心失败的李白去了一趟襄阳，拜访时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的韩朝宗。韩朝宗素以爱惜人才闻名，因曾任荆州长史，故人称韩荆州。但李白在呈给他的求职信中，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豪放不羁。信中写道：“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长揖即拱手礼，通常用于平辈之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衷心地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怀，不会因为别人只作长揖而拒绝。作为求职信，这句显然写得不太得体。李白带着这种傲慢心态去求职，韩朝宗自然不会对他感兴趣。虽是诗仙，但李白的这几封求职信写得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也体现出了李白求职时傲慢的心态，这种故意贬低自己的比喻，或许能博取同情，却无法给人好感。
整首诗是对李白年轻时裘马轻狂，豪爽用事的真实写照。看整首诗，可以知道李白的豪爽性格，所以会爱之者众，恨之者也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