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此曲由叹时光流逝之迅疾而生“月残花落”之深慨，抒发了一种老大无奈的伤感情绪，自叹亦复叹人。春花易逝，秋月无常，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与世事的伤感心理。作者巧妙自然地借用李后主之《虞美人》词结合自己眼前的情与景，抒发了他对当时社会和人情世故的不平和不满之意，流露出他对仕途坎坷的愤懑与悲哀之情。若就诗意看，无非如此，似不足誉扬。但就内容表现而言，此词有一种令人感到似浅似深，似熟似生的效果。浅者，是因为“诗里落花，多少风人红泪”，人们已经见得很多了。而月残花落虽相似，各有心酸各有情。王和卿的这首小令从头到尾，春花秋月一路写去，别无一点“人事”的描述，其意旨归趣显得含蓄不明，这就不禁令人产生似熟还生、似浅还深之感，并由此而生吟咏的兴趣、索解的心理。
若就律艺方面而言，这支小令六句六韵，由“春”、“秋”而衍“花”、“月”，然后似轱辘蝉联而下，一脉贯通。曲中“春”字、“花”字、“月”字各出现三次，“秋”字出现两次，春、秋、花、月，反复吟唱，造成一种宛转流畅、回环往复之美。在全曲短短三十一字中，两用对偶，一为工对，一为流水对，整饬中又富于变化，显得和顺谐畅。同时用典自然浑化，若出己手，这一切却又使得它流光溢彩，具有了不可或缺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金末元初的王和卿，散曲作品并不多，既有滑稽调侃，粗俗嘲谑之风，也有空灵之作，如这首小令。但无论哪类作品，皆颇具特色。其题材、风格之多样，也可以说预示了元代散曲多元发展的端倪。
这首词是李煜前期的作品，描写观赏宫中音乐演奏的真情实感，是对宫中帝王生活一个片段的实录。
词的上片先“乐”夺人，先写乐声从“韵”到“脆”到“锵”，都是形容乐声美妙动听，高潮迭起，生动形象，显示出晚唐李后主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对音乐有较强的鉴赏力。乐由人奏，作者视角很快就转到了奏乐人的身上，这么美妙动听、技艺高超的演奏竟然是出自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古代常用“纤纤玉指”指代形容美丽的女子，所以“纤玉”说明了奏乐的人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乐美人更美。注意此句中的“新声”二字，用在这里是别有意寓。据马令《南唐书》中载，李煜曾得唐玄宗时大乐《霓裳羽衣》曲谱，由大周后“变易讹谬，颇去洼淫，繁手新声，清越可听”，这里的“新声”即是有特指的。另据《徐游传》中载：“昭惠后好音律，时出新声。”而陆游《南唐书·昭惠后传》中载，大周后“尝雪夜酣燕，举杯请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仔细分析，“新声慢奏”句中之“新声”似与大周后“时出新声”有关，说明这美妙的音乐是大周后的作品第一次在李后主面前演奏，所以才让李煜当场“魂迷”。
词的下片写作者对音乐的感受，“雨云深绣户”是一个倒装句，美妙的音乐低潮时就象深夜在绣户中听室外的雨声如泣如诉，仿佛雨在说话。“来便谐衷素”的意思是说音乐的高潮声一起来，立即就使人内心情感激荡，与音乐和谐一致、感同身受。接着作者笔锋陡转，从音乐美妙的幻想中又回到现实，欢乐的宴会很快就结束了，美好的幻想转瞬“又成空”，而作者还如痴如醉，魂思还沉迷在音乐的幻想之中，如同一场春梦。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一切美好的幻想“不忍离别偏离别”的怅惘，所以也才有“春梦”之辞。
这首曲赞扬了一位性格豪放、才华横溢的英雄：他具有文韬武略，从不计较穷通得失，入水他能斩杀怪蛟，举手他能射落大雕，筵席上他潇酒挥毫，诗文惊动四座，和那些势利小人迥然不同。
曲子开篇便气势宏大，韵调轩昂：“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作者首先写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胸怀气魄，他能咏诗，会舞剑，可谓是文武双全；此外，他从不计较个人一时的穷困失意或显达得意，思想境界也是不同凡响。
接下来的四五六句鼎足相对，用三个意象，具体描写这位英雄的文武之才：“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他能像勇猛威武的周处那样，无畏地在江上斩杀蛟龙，和北齐的斛律光一样箭法高强，射中云中的大雕，更有超凡的文才，能在大庭广众挥毫写诗作文。至此，一位气概非凡的英雄形象已经塑造出来了。
末尾两句“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是作者对世俗小人的嘲讽，他们得志时嘲笑别人，等到他失脚后别人都笑他。作者塑造一个英雄的形象，目的就是为了讽刺现实生活中的势利小人。那种人一发达就嘲笑别人无能，他却没有想到，当他任途失意甚至身败名裂之时，却被天下人耻笑。这结尾两句，对比强烈，力透纸背。
作者在这首曲子里着意刻画了一位性格豪放，不计穷通得失的旷达之士，武功超凡，文才出众。这与张可久经常描写的隐士稍有不同。这说明张可久心中理想人物，未必全是纵情诗酒、放浪山水型的隐逸之士。这首曲子写出了英雄人物应有的气度和胸怀，感情豪迈旷达，笔力雄健奔放，文辞间尽显英雄本色，在《小山乐府》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