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
“春风”二句起调低沉,一开始就给人以掩抑低回之感。春风吹雨已自凄凉,而花枝已凋残矣,风雨仍依旧吹打不舍,景象更为惨淡。“落花无可飞”,写残红满地,沾泥不起,比雨绕残枝,又进一层,表面上写景,实际上渗透着悲伤情绪。两句为全篇奠定了哀婉的基调。
三、四句写雨霁天晴,接理色调应该转为明朗,情绪应该转为欢快。可是不然,词的感情旋律仍旧脱离不了低调。盖风雨虽停,而红日却已西沉。因此凄凉的氛围非但没有解除,反而又被被抹上了一层暮色。
词的下阕,由写景转入抒情,仍从景物引起。“帘半卷,燕双归”,开帘待燕,亦闺中常事,而引起下句如许之愁,无他,“双燕”的“双”字作怪耳。其中燕归又与前面的花落相互映衬。花落已引起红颜易老的悲哀;燕归来,则又勾起不见所欢的惆怅。燕双人独。怎能不令人触景生愁,于是迸出“讳愁无奈眉”一个警句。所谓“讳愁”,并不是说明她想控制自己的感情,掩抑内心的愁绪,而是言“愁”的一种巧妙的写法。“讳愁无奈眉”,就是对双眉奈何不得,双眉紧锁,竟也不能自主地露出愁容,语似无理,却比直接说“愁上眉尖”。艺术性高多了。
结尾二句,紧承“讳愁”句来。因为愁词无法排遣,所以她转过身来,整顿局上残棋,又从而着之,借以移情,可是着棋以后,又因心事重重,落子迟缓,难以应敌。这个结尾通过词中人物自身的动作,生动而又准确地反映了纷乱的愁绪。
《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所道观――玄都观看花这一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表明上看诗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实质上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喻十年来由于投机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看花人,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热闹看桃花一样。最后一句指出,这些权贵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这首诗中的轻蔑和讽刺是辛辣的,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涉讥刺”,《新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讥忿”。
《再游玄都观》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从表面上看,它只写玄都观中桃花盛衰存亡,实际上是旧事重提,象权贵挑战。桃花比新贵,种桃道士指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但是他们已经“树倒猢狲散”了,而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真是世事难料。诗人表现了不屈和乐观。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新唐书·刘禹锡传》未引诗歌,却引出序中兔葵、燕麦等语尤为不满。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 “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