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中写思妇对于生活的要求,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限度:不敢想真的与征夫重逢,只希望能够在梦中多见几面;不敢想人归,只希望书归;不敢想回信之速,只寄希望于来年。哀惋至极。在它的背后,正不知有多少个幻想变成过泡影,多少次热望化作了灰烬。显而易见,这样写,比直接去写思妇盼望征人早早归来深沉千万倍。
然而该篇的好处还不尽于此。其哀惋的笔调之下,更潜藏着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谴责。按古代诗歌中写思妇、征夫互通音讯之困难的篇章本不在少数,如南朝梁刘孝先《春宵》诗曰:“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唐刘希夷《捣衣篇》曰:“缄书远寄交河曲,须及明年春草绿。”贾岛《寄远》诗日:“身征辽海上,家住锦水边。十书九不到,一到忽经年。”皆是其例。但它们所强调的,往往还是空间距离的遥远,属于客观因素,只好“怨天”。而本篇于“边堠远”三字之下又添了“置邮稀”一句,这就道出了执政者们对于征人及其家属苦痛的熟视无睹,在主观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分明是在“尤人”了。苏轼写那专供帝王、后妃们享用的新鲜荔枝、龙眼如何不远万里、及时贡进,也有“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荔枝叹》)之句。虽咏前朝之事,实刺当代的类似情形。用它来反衬贺词,愈见“置邮稀”三字于轻描淡写中有微词在焉,不可等闲看过。
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指出:“观以上凡七言二句,皆唐人绝句作法。”(手批《东山词》,未刊稿)是的,它们确实不类宋调,其丰神直追唐音。试观唐入同题材的七绝,陈玉兰《古意》日:“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干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陶《水调词》曰:“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张泫《怨诗》曰:“去年离别雁初归,今夜裁缝萤已飞。征客近来音讯断,不知何处寄寒衣。”贺词与之相较,正不多让。
最后把这一组词《捣练子》纳入唐宋词发展史的范围内来作一考察。像这样以思妇口吻、借捣衣寄远以表达怀念戍人之情,并讽谴封建统治者的题材,在早期民间词里是屡见不鲜的。“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词牌正是《捣练子》,艺术上是粗糙些,反苛政的思想内容却很强烈。后来到了某些文人手里,此长彼消,向着否定的方向发展。文人词中最早的一首《捣练子》系李煜(一说冯延巳)所作:“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写作技巧提高了许多,内容却换成了写封建知识分子夜听寒砧的悲秋情绪,真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诗·召南·鹊巢》)了。至于贺铸这组词,又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它们标明是“古捣练子”,五首中且有三首用韵与上引《捣练子》相同,显然,词人是有意汲取了早期民间词中的营养并向其复归。不过,他在学习和继承民间词的同时,扬弃了它那质木无文的弱点,益之以文入词的成熟技法,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写出了新的水平。唐宋文人词中,这种题材的作品非常少见,达到和贺铸同样水准的那就更难寻觅。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对于这组词的价值,当作如是观。
白胡桃,一种普通果物,而在“诗仙”李白笔下,竟是那样冰清玉洁,那样的灵秀剔透。这首咏物小诗的开首两句就很不一般:“红罗袖中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这里,诗人从五颜六色中挑出红、白两色作底色,来衬托白胡桃的洁白无瑕你看,将它藏在红罗袖中.红白分明,欲掩却露;将它放在白玉盘上,桃盘一色,欲显却隐。这里用一个“见”字,一个“无”字,两相对比,不仅描绘出了胡桃的色泽,更赋予它活泼与顽皮。这个白色的果物像个小精灵,它以红罗为伴时,突显着自己;而当它滚动到白玉盘中时,却又好像消逝了。以上两句,本来就生动得叫人感到白胡桃在和人捉迷藏,可紧接着的两句,诗人又把一幅写意诗画升华到最高境界:“疑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精珠。”这里以珠宝比喻胡桃,极言了胡桃的晶莹,同时,诗人发挥了自己的奇特想像,给小小的白胡桃罩上了一层虚幻迷离的色彩:难怪它白得那样纯正,那样透灵,却原来它久缀于老僧的腕上,长听经文念诵,长受佛家香火,哪里还会不白?哪里还会不清?在这种氛围中,让人不得不下功夫去分辨:此物究竟是普通的胡桃,还是珠宝?这种“似是而非”,实在是不可胜收的朦胧美!诗中“疑”字本身说明它不是真的,让读者有更好的想象空间,承上启下,为下文做了铺垫,此诗语言平实,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
白胡桃本是一种俗物,可一经大诗人李白的神笔点化,它却变得如珠似玉、高贵华美了!诗人那瑰丽奇特的“诗心”和那“点石成金”的生花妙笔,那状物却不滞于物、绘形而不囿于形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首小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总之,这首诗虽无深意,但设想奇特,行文通俗且美妙,把白胡桃的形象描绘得生动而有趣。
此诗三章,均以推车起兴。人帮着推车前进,只会让扬起的灰尘洒满一身,辨不清天地四方。诗人由此兴起了“祇思百忧”的感叹:心里老是想着世上的种种烦恼,只会使自己百病缠身,不得安宁。言外之意就是,人生在世不必劳思焦虑、忧怀百事,聊且旷达逍遥可矣。诗的字面意义颇为明豁,问题在于歌者是一位什么身份的人,其所忧又是什么。对于诗歌的这一文本,读者自可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因而历来就有“诗祇达诂”之说。
如按朱熹等人的说法,此诗为劳者直歌其事之作,则全诗当纯用赋体,直陈其事。但通观此诗,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朱熹在《诗集传》中既揭出每章的首二句为“兴”体,又将诗意理解为行役者自歌其事,是自相矛盾的,故姚际恒抓住此点攻朱说最能切中其失。姚际恒云:“观三章‘祇思百忧’三句,并祇行役之意,是必以‘将大车’为行役,甚可笑。且若是,则为赋,何云兴乎?”(《诗经通论》)姚氏概括此诗主题为:“此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既而欲暂已,虑其甚病,祇聊之至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人感时伤乱,搔首茫茫,百忧并集,既又知其徒忧祇益,祇以自病,故作此旷达聊以自遣之词,亦极祇聊时也。”姚、方二氏之论最能抓住此诗主题的实质。歌者当是一位士大夫,面对时世的混乱、政局的动荡,他忧心忡忡,转侧不宁,也许他的忧思不为统治者所理解,他的谏言不仅不被采纳,反而给自己招来了麻烦,因而发出了追悔之词、自遣之叹,但是从中读者仍能感受到他的忧世伤时之心。有理由推测,诗人选用推车为比兴乃有深意存焉。古人以乘舆指天子、诸侯,其来尚矣,那末以推车喻为国效力、服事君王也是情理中事。今人程俊英则说:“这位诗人,可能是已经沦为劳动者的士。”(《诗经译注》)这是因诗人以“大车”起兴而作出的推断,也可备一说。
另一种对此诗的理解则由求之过深而走向穿凿附会,这就是从毛传到郑笺、孔疏的那种解释。《诗序》将此诗的主题概括为:“周大夫悔将小人。幽王之时,小人众多,贤者与之从事,反见谮害,自悔与小人并。”“将”在此处意谓推举、奖掖。郑笺释曰:“鄙事者,贱者之所为也,君子为之,不堪其劳。以喻大夫而进举小人,适自作忧累,故悔之。”孔疏进一步分析:“祇将大车”云云乃“以兴后之君子祇得扶进此小人,适自忧累于己。小人居职,百事不干,己之所举,必助忧之,故又戒后人。”
如上文所分析,此诗当为士大夫因忧国之心不被君王接纳而发出的牢骚怨叹,而传笺的作者却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矛头指向了所谓“小人”,似乎种种烦恼怨愤都是“小人”引起的。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体现出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孔疏曾云:“足明时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可谓一语泄漏了天机。孔氏不得不承认此诗有刺君王之意,但他却竭力说明诗人主要是针对小人,“刺王”只是顺带及之,且意在言外。考《荀子·大略篇》有言:“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以友观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诗曰:‘祇将大车,维尘冥冥。’言祇与小人处也。”又《韩诗外传》卷七讨论“树人”问题,述简主(赵简子)之语:“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接着即引此诗“祇将大车,惟尘冥冥”之语作证。又《易林·井之大有》亦称:“大舆多尘,小人伤贤。”可见此说由来已久,流传甚广。南宋戴溪即已提出异议。他在《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中称此诗“非‘悔将小人’也”,“下云‘祇思百忧’,意未尝及小人。力微而挽重,徒以尘自障,而祇益于行,犹忧思心劳而祇益于事也。世既乱矣,不能挽而回之,如蚍蜉之撼大树也,徒自损伤而已尔。”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指出:“自《小序》误作比意,因大车用‘将’字,遂曰‘大夫悔将小人’,甚迂。”这些都是突破传笺陈说的真知灼见。
此诗采用重章复叠的形式,在反覆咏唱中宣泄内心的情感,语言朴实真切,颇具民歌风味,因而虽列于《小雅》,却类似于《风》诗。全诗三章却又非单调的重复,而是通过用词的变化展现诗意的递进和情感的加深。如每章的起兴用“尘”、“冥”、“雝”三字逐步展现大车扬尘的情景,由掀起尘土到昏昧暗淡,最后达于遮天蔽日,诗人的烦忧也表现得愈加深沉浓烈。诗人以一种否定的口吻规劝世人,同时也是一种自我遣怀,在旷达的背后是追悔和怨嗟,这样写比正面的抒愤更深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