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这是一首恋情词,民歌风情。上片追忆当初同在回廊,月夜同烧香的情景,烘托出眼下离别孤独的相思愁苦。下片由书信二三行引起内心的无穷思念,愁断人肠。结末以雁儿栖息何处作比喻,表现出惊恐不安的神态。此词全用口语,通俗浅近。
上阙首句“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廓,月在回廊”。词一开头就从回忆写起,用“记得”回叙那个令人陶醉、难以忘怀的美好辰光: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在九曲回廊与自己的情侣一道焚香拜月,默祷祝愿,互诉衷肠。词人撷取“同烧夜香”这么个典型事例,透露两情缱绻的无限消息,以少总多:借焚香拜月的动态,状情侣间不可言传的心态。月夜与回廊时空错呈,夜景与恋情水乳交融,是一幅寓情于景的绝妙画图。
柔和的月色,“幽谧的夜晚,清香袅袅,情语绵绵,恐怕蟾宫嫦娥也忍不住要窺视妒羡吧。”可是,这一切已成过去,只能在记忆里重温,现实留下的却只有“思量”。“而今独自睚昏黄,行也思量,坐也思量。”“而今”正与开首的“记得”相对应,镜头从往昔摇回现实。现实是令人伤怀的,昔日双双偎依,今已影单形只,只能“独自”空守,因而对夜也就由迷恋转为怨恨,而要“睚昏黄”了。一个“睚”字,就是一个特写镜头,反衬出对恋人思念之强烈。你看,“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无时无刻不在思量,与李清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行”、“坐”的动态概括,极写两情之深沉。
下阙开头的“锦”字,系套用《晋书·列女传》中的一个典故:窦滔妻苏氏善属文。滔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词甚凄婉。词人以此典故象征鸿雁传书。“锦字都来三两行”,信算是传来了,可是这三两行使人读了凄婉的消息,非但没有稍解候信人的思念之情,反而触发和平添了无限倜怅。“千断人肠,万断人肠”,正是极言愁绪震荡撞击之剧烈。朝思葬想的情侣,就似虚无飘渺的绰约仙子,你究竟在于何方?鸿雁传书来来往往并没有个确信,“来也愜惶,去也牺惶” ,直弄得六神无主、惊慌烦恼。
全词回忆与现实结合,表层行踪与深层心理交融,对比与复叠词语连用,音韵铿锵。这首词虽然抒发的是男女幽怨之情,但是于宛转缠绵之中,依然具有一种空灵蕴藉、情愫粗犷之美。
《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所道观――玄都观看花这一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表明上看诗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实质上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喻十年来由于投机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看花人,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热闹看桃花一样。最后一句指出,这些权贵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这首诗中的轻蔑和讽刺是辛辣的,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涉讥刺”,《新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讥忿”。
《再游玄都观》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从表面上看,它只写玄都观中桃花盛衰存亡,实际上是旧事重提,象权贵挑战。桃花比新贵,种桃道士指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但是他们已经“树倒猢狲散”了,而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真是世事难料。诗人表现了不屈和乐观。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新唐书·刘禹锡传》未引诗歌,却引出序中兔葵、燕麦等语尤为不满。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 “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首联二句概言边塞无事,重阳佳节,众人按照传统的庆祝方式,喝酒登高,一派和熙欢乐之景。“霜威逐亚相,杀气傍中军。”颔联二句意指封常清治军雷厉风行,又能在和平时期时刻保持谨慎。“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颈联二句是诗人信手描写节日里战士们的欢愉活动,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些笛声、歌声里都蕴含着深深的思乡之情。“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尾联二句是称颂在封常清的英明领导下,边境安宁,因而将士们能在重阳佳节高歌豪饮。
封常清是唐朝名将,在安史之乱初期因谗言被杀,历史上对唐王朝统治者自毁长城的举动贬斥颇多,而这首诗中则生动反映了这位将领能征善战,治军严谨,同时又放达不拘与下属同乐的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