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岁月无几，屈指可数，而大明版图自北到南消歇殆尽。从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三年（1664），清王朝消灭了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政权和各地的抗清斗争，一统天下。这二十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过是一刹那。但立国二百七十多年的明王朝居然迅速覆灭，真正是憾事、恨事、伤心事。“便几个”二句，慨叹在江山变色、民族头争尖锐激烈的年代里，能够发扬民族正气，坚持忠义大节的冰清玉洁的志士，实在太少了。“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赵信城在今外蒙古真颜山。据《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卫青追赶单于到达这里，“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李陵台在今山西大同城北五百里。据《大同府志》，相传李陵不得南归，登临此地以望汉。这里用赵信城、李陵台泛指边关。它们曾经是追歼敌人的凯旋处，或者是追思故国的望乡地，现在传来的是幽幽羌调，呜呜胡笳。“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凄惨的曲调，寄托着亡国之痛，沦落之苦。
过片“汉宫露，梁园雪”云云，以古喻今。汉一武帝曾在长安建章宫内建造高二十丈的铜柱，上有仙人，手捧承露盘，梁园故址在今开封东南，为汉代梁孝五所筑的名园。它们是汉家文明的代表。“露”与“雪”，既是景物，又有露易消，雪易化的含义。“黄图消歇”，附丽之物焉能独存？由此很自然地过渡到当代的政治变迁：“双龙逝，一鸿灭”。“双龙”指唐王朱聿键和桂王朱由榔。唐王立号隆武，顺治三年（1646）在汀州遇害。桂王立号永历，康熙元年（1662）在昆明殉难。称“双龙”，因为他们建元立号，自为南明一代皇帝。“一鸿”指鲁王朱以海，曾为“监国”，与永历同年死于金门。鲁王在抗清战斗中，经常漂泊浙江、福建海上，故贴切地称之为“鸿”。“黄图消歇”，君王逝去，但自己作为忠臣义士，豪气未消，即使成为“逋臣”——逃亡之世，依然怒击唾壶，壮心未已。据《晋书·王敦传》，王敦酒后往往高歌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壶边尽缺”。王敦其人不足道，但他的这一举动为后人所称扬，此事也就成为有名的典故，其意义在于“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则是“壮心不已”的形象体现，又是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翻换。世俗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为食中珍品，“白凤之膏，丹豹之髓”尤为贵重。眦饮，裂眦而饮，意为痛恨之极。“气吞”、“眦饮”二句，淡化了岳飞原句中原始的复仇色彩，较为雅驯。结句“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捧日心，即忠心。唐钱起《赠阙下裴舍人》有“霄汉长悬捧日心”之句。初读之，或觉此处是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同义反复，但细细体察，二词仍然有别。岳飞之“朝天阙”，义为拜见当今天子，张词之“诉金阙”，意为向逝去的帝王表述忠心。“金阙”，也可指天帝居处。张煌言作此词时，南明君主已无存者，故金阙决不会指现实世界中的帝王居处。由此可见，这首词的结尾比岳飞原作要低沉。岳飞之时，虽中原沦丧，而南宋还有半壁江山存在。张煌言晚岁，中华大地已尽入清人掌握。其词之低回沉痛。盖时势使然。
《词林纪事》根据《宣和遗事》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云。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词中记述宣和年间，元夕观灯的盛况。上片写京都的繁华。元宵节日，灯宣交辉，歌舞腾欢，笙乐通宵。下片写观灯女子饮酒窃杯的一段月话。这首小词，反映了当时都市生活的繁华，也反映了当时的佳风之盛。通篇以一个民间女子的口吻，写得婉转自然，颇具诗色。
这首诗是诗人晚年伤怀之作。首联点题，并慨叹只能独游，无人相伴，即和结句“岑寂”相应。是此诗表现的主旨，可谓此诗诗眼
以下三联均是表现诗人生活的孤独岑寂。颔联写每日里只能像柳恽那样苦吟诗歌，又像杨朱那样伤心流泪因傍徨无路而担心犯愁，写出生活的凄苦。解释这两句，历代注家所论，似均欠当。冯浩曰：“柳仲郢父子皆工诗文，而杨本胜贤而文，恳索其所作四六。此其藉欤？”如此释诗，可说是所有李商隐诗的注释者所犯的通病，殊不足取。由于李商隐之诗，每多朦胧隐晦，注家们遂不免疑神疑鬼了见有“柳”字，就疑是柳仲郢，见有“杨”字，就疑是指杨本胜。理解这两句，首先必须详细体会第二句，“谁堪共酒壶”中的“谁堪”二字，这两句即紧承第二句，落实“谁堪”二字。因此，这两句内在含义即是：有人比得上柳恽的文采，但我却怕他苦吟；有人比得上杨朱的见识，但我却又怕他过于多泪。
颈联写只能与野鹤寒松为友，也是突出生活的孤独，从中也看出诗人对周围世俗的烦厌，诗人认为这西溪郊外的野鹤寒松远甚过那些世俗，才是自己的知己，见出诗人的孤高品性。尾联是诗人自我排解，远在天涯，人越来越“常病意”，在这样的时候，感到岑寂孤独远甚过烦嚣欢娱。关于尾联，历代往释家大抵偏于“病”字。如何焯曰：“第三句，因病废诗。”屈复曰：“天涯病客，以岑寂为佳耳。”对于本诗第七句，有必要分析这五个字的节奏：
其一、如果将商隐看成有病，应读为“天涯多病——意”。且不要说唐人诗中极少上四下一格的句式，即使有，也不宜用在此句。因为如果变为上四下一格，则“意”字放在此句，简直毫无作用。
其二、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有病或多病，则与第二句“谁堪共酒壶”，委实大相矛盾。唐人诗中，凡说及有病，多提戒酒，绝不可能提到无人陪伴饮酒。
其三、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是多病，则多病正宜于“岑寂”，亦不可能有“欢娱”之事，是则第八句简直是画蛇添足，毫无意义。
其四、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是多病，则第一句“近郭西溪好”，也就毫无着落了。一个多病之人，还能出游郊外，还能欣赏西溪的景色，也是很难置信的。
基于上述理由，此句中的“病”字不应释为名词，而应释为形容词，将“病意”二字连读，如此，则全诗脉络皆可贯通了。
全诗写得孤傲清凉，但实际上诗人心中是悲苦已极，使全诗具有极凄苦感伤的情味。
常人写这类题材，大致是先叙湖上景致，然后因景抒情。而作者却不循常套，起笔不谈游湖，而先从身世感慨人手。首三句“天风吹我，予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气势宏大，姿态超迈。作者不说自己出生杭州，却说自己是被天风吹落于此的。他是天上的谪仙，身在人间，神在天表，只不过西湖风光的清丽令他满意，他才不想返回天界。这三句，才写到作者的诞生，但却已将他的自命不凡、高视阔步、超凡绝俗之态写出，一种豪迈飞扬的气概，跃然纸上。有这三句定下基调，下面几句就看似惊人而实无足惊奇了。“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天际”，之所以说他只是北京城中一个客居的弱冠少年，却不说仕途不得志之苦、不抒少年意气，而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回首往事时有无限苍凉迷茫，就是因为他是谪仙，胸襟广、目光远，所思者大。“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像樊哙那样建功立业、像驺奭那样立言传世，乃是无数古人毕生追求的目标，而他却说那些都不是他的平生之志，也因为他是谪仙，来到人间乃是为了大济苍生、重振乾坤。战场上的一刀一枪，书堆中的寻章摘句，他当然是夷然不屑的。不过，他这番心比天高的志向抱负，常人是不会懂得。“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就连坟地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地下有知，也肯定会笑作者全然打错了算盘。阅尽人世的小小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必论了。
词至上片末尾，豪情已转为孤独之感。过片才写到游湖。“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但他笔下的西湖，乃是与他心境相合拍的西湖，他满怀清愁，所以刚刚看到“一抹”斜阳、“半堤”春草，这愁怀就顿时被惹逗起来了。斜阳芳草，自古都是伤心物，作者在此并未超越前人，但连用了“一抹”、“半堤”、“才见”、“顿惹”，词情便有无限含蓄，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接下“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前者用曹植《洛神赋》“罗袜生尘”之典，后者语本苏轼《前赤壁赋》“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之歌。既是泛舟湖上，自不免极目远望，但作者所望也不同凡俗，他望的是“美人”——理想的化身。然而，“何处觅”、“予怀孤寄”，他未能望到理想的归宿所在，满腔情怀亦不知何处吐泄。
词至此，已由豪迈而入孤独，由孤独而入忧愁，由忧愁而入怅惘。经此几番情感转折，终于唤出了全篇的名句：“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怨”，是指他胸怀大志却无人领会、无处施展的怨愤；“狂”，是指他心中汹涌澎湃的狂潮，这狂潮中有高超的见识、有宏大的构想、有急切的愿望，包含之多，实难尽言。欲怨之去，就吹上一曲缠绵悠远的箫乐，让那怨愤随风飘逝；狂来奈何，就舞出一派熠熠生辉的剑光，让心潮在浩荡剑气中暂趋平伏。这一箫一剑，其中包蕴了作者多少失望和希望、痛苦和兴奋；抚起箫、挥起剑，这中间的滋味，令作者魂为之销。相形之下，功名、文名的“两般春梦”算不得什么，就让它们随着橹声飘荡进云水之间。
这首词全盘托出了少年龚自珍的雄心、抱负和自信、自负，是龚词的代表之作。其中核心的箫、剑二句，尤为后人所称道。有人说，这两者分别代表优美和壮美，而作者一身兼有之，实乃不世出之奇才。有人说，这两者代表了作者个性的两个方面，一深远，一宕落。龚自珍一生的行事，亦可以“吹箫”、“说剑”括之。即使到了他的晚年，他虽然自称“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似乎剑已涩、箫已折；其实，这仍然只是在“吹箫”而已。上引二句出自《己亥杂诗》，而他在同一组诗中大声疾呼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依然是“说剑”的雄姿。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题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应是截取开头一句的前两字而成。在李商隐诗集里有很多诗是属于这种虽曰有题实为无题的，如《流莺》（其首句云“流莺漂荡复参差”）、《相思》（首句云“相思树上合欢枝”）、《人欲》（首句云“人欲天从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诗可分两层：前二句写的是春景，后二句是写由此景而感发的心情、意绪，并以“游丝”绾合前景后意，显得十分自然、缜密。诗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大事，也看不出什么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却从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写中传达了诗人某种幽微而复杂的体验或感受，而这才是此诗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写诗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连用三个“日”字，妙在使人不觉其重。原因何在?这须从“斗”字说起，“斗”乃“争强竞胜”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春光”和“日光”都具有双重含义。从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艳丽的风物景致。“日光”则指时色天象。前者为物色，后者是时间，随着时间（“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断变化，而这推移与变化又是瞬息迥异，所以诗人用“日日”状其景况，以“斗”字提挈于时色物象之间，竟成此一热闹繁华的场面。因此不妨说这句诗是以开朗、畅快、愉悦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诗文里“春”、“日”还有另一重喻意，另一个传统，即人们常将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迈衰老联系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词，将时日光阴同人的生命时光相比拟。自从屈原发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叹息之后，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烈意识和深沉感喟便无时无刻不倾注于诗人的笔端。了解了这一层，再来看李商隐的这句诗时，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斗”字虽突现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这愉心悦目中又蕴含着诗人莫名其妙的忧惧和哀伤，而这种不易觉察到的潜在情绪又终于发展成了后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说首句还是笼统地描摹，那么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则是比较具体地状写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诗人所处的位置——其实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诗人就已经走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了，这是诗家用笔狡狯之处。——“杏花”大约是“山城斜路”边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单独拈出，又以“香”字来渲染，使春色具体化、立体化了。这两句虽同是写春色，但一较抽象，一较具体；一是望中之感受（视觉的），一是从嗅觉中得来，略有不同，因而富于变化。
三、四句“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应作一气读。这大概是套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百丈游丝争绕树”的诗句。诗人缓步行进在山城斜路上，看见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着的游丝，想到自己整日为尘世俗事所萦绕不得安宁，竟觉得自己反不及这无声无息的“游丝”，于是才生出了这一奇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这百尺游丝一样浑然无知无觉、自由自在呢？但诗人毕竟不是“游丝”，庄周化蝶那是梦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羡也就只能归于企羡，“心绪”既不能似“游丝”一样“浑无事”，而诗人的烦恼、忧郁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来想去，竟觉得此时“心绪”之多“事”比直说更增百倍令人难堪。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同无情的物相比的构思在古典诗词中是非常常见的，有时是正接，有时是反衬，如杜甫《秋兴八首》诗“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有巢可归的燕子反衬人的无家可归；又如岑参《寄左省杜拾遗》“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以鸟儿高飞喻写自己的抱负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这些诗里还多是可以寻绎的外在类比联想，而在李商隐这两句诗中则是以双关的“绪”将无形无影的心理情绪（“心绪”）同空中的“游丝”联系起来。这可以看出李商隐诗设喻的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