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吴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吴山图记》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吴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吴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文章首先介绍了吴县诸多的崇山峻岭、吴王故宫、西子遗迹、名胜风景以及沉浸着七十二座山峰的广阔太湖,给读者展示了一派“海内之奇观”的吴县秀丽风光。作者在这里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下文中颂扬“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作好铺垫。接下来记叙了魏用晦做了不到三年的吴县县令,因考绩优等,被召入朝做给事中,吴县百姓念其恩德想挽留他没有成功,便赠《吴山图》以作为纪念。作者在这儿记叙的是临别赠图而不是赠送其他贵重物品,这既表明了吴县百姓对其思德惠政的感谢,也表明了魏用晦为官清廉的品德。
第二段,归有光以极为感慨的口气,论述了县令对于百姓的重要。“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县令如果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叨他的恩泽而享有荣耀;县令如果不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遭到他的祸殃而蒙受耻辱。这些议论是为了直接引出下一句“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魏君之于吴县的山川,实在是为山河增添了光彩。这一句与文章开头写吴县秀丽山川、名胜古迹的文字相互照应,使议论和写景有机地配合在一起,将魏用晦治理吴县的功绩形象地表现出来。最后以“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结束此段,不仅写出了魏用晦对吴民的怀念之情,也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
末一段,归有光以苏轼称赞韩琦不忘情于黄州,并替黄州人将韩琦的《思黄州》诗刻在石碑上的故事,引出“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的道理。并以魏用晦已离开吴县三年,仍时常拿出《吴山图》深情地叹息,来说明魏用晦为官贤明,不忘百姓的品德。文章最后紧扣主题,深深地感叹道:“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使对魏用晦的颂扬之情达到高潮。文章写得婉转情深,意蕴悠远,笔墨更在山水之外,颇具情韵。
从这篇不长的散文中可以看出归有光把握此类文章的功力。他以县令和吴民相互思念之情作为文章之魂,以《吴山图》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无论是描写吴县秀丽山川、抒发感慨的议论,还是记叙古代贤人的故事,都离不开烘托魏用晦的贤明和政绩。文章以舒缓的语气叙说平平常常的事,却又紧扣着抒发深情这个中心,因而不使人觉得他颂扬好友牵强、琐屑。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归有光善于把生活小事引摄到“载道”的“古文”上来,以及善于以触景生情、见物思人等方式来抒发情致的为文特点。
郑风·缁子》诗中洋溢着一种温馨的亲情,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首描写国君与臣下关系的诗,还不如说这是一首写家庭亲情的诗更为确切。当代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首赠子诗。诗中“予”的身份,看来像是穿缁子的人之妻妾。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卿士旦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缁子。退适治事之馆,释皮弁而服(缁子),以听其所朝之政也。”说明古代卿大夫到官署理事(古称私朝),要穿上黑色朝服。诗中所咏的黑色朝服看来是抒情主人公亲手缝制的,所以她极口称赞丈夫穿上朝服是如何合体,如何称身,称颂之词无以复加。她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如果这件朝服破旧了,我将再为你做新的。还再三叮嘱:你去官署办完公事回来,我就给你试穿刚做好的新子,真是一往而情深。表面上看来,诗中写的只是普普通通的赠子,而骨子里却唱出了一位妻子深深挚爱自己丈夫的心声。
全诗共三章,直叙其事,属赋体,采用的是《诗经》中常见的复沓联章形式。诗中形容缁子之合身,虽用了三个形容词:“宜”、“好”、“席”,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无非是说,好得不能再好;准备为丈夫改制新的朝子,也用了三个动词:“改为”、“改造”、“改作”,实际上也都是一个意思,只是变换语气而已。每章的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全诗用的是夫妻之间日常所说的话语,一唱而三叹,把抒情主人公对丈夫无微不至的体贴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明写春景,暗抒离情。上片写眼前景色。水流歌断,春风又暮,从而引起往事的怀念。下片写梦境。碧水黄沙,梅花无数,而月随人去,花自无语。全词抒情委婉,含蓄蕴藉,幽美清雅,饶有韵致。
上片首句以一个“清”字为全词感情上定下了幽清的基调。“水流歌断春风暮”,这句是说那流水般的一曲清歌,春风吹拂的暮霭中结束了。“春风暮”,景语,一字一景,词中以下诸景,皆缘此三字而来;这里也同时点出了这首词的特定节候,这正是一个怀人的季节,怀人的天气,怀人的时刻。“水流”,字面上自然是写“清歌”的缠绵婉转,由此,作者的笔触转入怀人。
作者写怀人,非用泛泛之笔,而是借助于一个梦境,把怀人念远的思想情绪写得深刻入微。“梦云烟树,依约江南路”以及下片的“碧水黄沙”云云,皆是梦境,用笔上又极见层次。“梦云”、“依约”两句是入梦之境。“云”,是“梦云”,“树”是“树”是“烟树”,“江南路”是“依约”(由“云”而“树”而“路”,由飘忽而实,梦中寻找知音的足迹甚明。
下片写梦中寻觅和对月怀人。“碧水黄沙”,紧承上片结句之意,进一步写对知音的寻觅。如果说上片“依约江南路”是朦胧中辨认知音去路的话,那么,“碧水黄沙”所表现的则是到处寻觅,水中陆上,无所不至,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了,且四字属对工稳,色彩鲜明,为本词的唯一亮色,这正是作者用笔变幻处。“梦到寻梅处”是穷尽“碧水黄沙”辗转寻找的结果,笔法由面到点,然后由“寻梅处”引出“花无数”,再由花而人,向花打听知音之所。
这几句,用笔如剥茭,一步一层,层层转深,转愈深而情愈切,及至问花无语,寻觅无着,顿挫之下,不禁怅然若失,愁绪茫茫,不知所之,转见明月,也好像已随那人运去,而失去了它那固有的光辉。“明月随人去”一句所展示的空间既大且空,读之令人如置身于一个广漠而暗淡的世界,进而想到作者于此所寄寓的感情必然是悲凉而空虚的。此时的作者,是醒是梦,已难分难辨之际,这真是以景传情的神来之笔。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