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广文馆的曾巩，来自南丰地区，想进太学，与那里的各位学生一同向考官求教。考官收纳各方有才学的人，按照考试标准，一律以统一的要求衡量。那些不合乎考试要求的就被淘汰；即使是雄伟超出之材，其中有细微之处不合标准，也淘汰不录取。侥幸遇到好考官，也不过同众人一样同情惋惜，好像录取和淘汰都不关自己的事，推诿地说：“考官有考试标准，不能考中有什么办法。”考官本来不能承担应有的贵任，而社会上的人也不因此对考官责备，大家都说：“他考不中，是考试有规则的原因啊。”更有不幸，考官掌握标准有失误，就往往会失去很多人材而得到的很少了。
哎！考官所掌握的真的是优质的考试标准吗？为什么长时间不进行改革呢？何况像曾巩这样的学业水平，他的优秀文章，本己达到雄伟杰出的境界，一般文章，也合乎考试标准；但考官还是将他淘汰，真是奇怪啊！然而曾巩没有指责同考，不怪罪于考官，把回家乡攻读的想法告诉我，想继续拓展自己学识并坚守原有的特色。我起初惊叹他的文章，又赞叹他志向豪壮。正如农夫不责怪灾年收成不好而依然勤奋地开荒播种，那些水旱之灾危害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能像这样有所收才获，那岂不是能得到很多吗？
曾巩囊中装着数十万言的文章来到京师，京师求学的人，没有向曾巩求教的，但曾巩也不凭这些文章谋求人事打通关系。我岂敢要求曾巩给我看文章，而是他委屈自己来拜访我。这正是京师读书人既不能向他求教，考官又失去他，而只有我得知他的缘故。现在他将回家乡，看到的这些文章，使我感到，曾巩可凭这些文章怜悯考官而祝贺我独自有识得人材之喜。
注释
曾巩：字子固，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
广文：广文馆。唐、宋均设广文馆，掌教国子监中学习进士业的学生。
太学：宋代国学之一，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及庶人中俊异者皆可入学。
进于有司：指赴礼部应进士试。有司，此处指礼部。
敛：聚集。
操尺度：掌握衡量弃取文章的标准。
概以一法：用同一标准衡量。概，衡量。
魁垒拔出：高超特出。《汉书·鲍宣传》：“朝臣无有大儒骨鲠，自首耆艾，魁垒之士。”颜师古注引服虔曰：“魁垒，壮貌也。”
累黍：古代用黍粒为计量基准，这里指极小的数量。
非己事：与自己无关。
诿：推卸责任。
自任其责：自己承担责任。
失手：发生差错。
业：学业。
大者：指见识，思想。
小者：指文章技巧。
不非同进：不非议一同进考的学子。同进，同求进取者。
广其学而坚其守：扩充自己的学识，坚持自己的操守。
咎岁：责怪年成不好。
菑播：耕耘播种。菑，除草。
橐：口袋。这里用作动词，携带的意思。
求：访求，有赏识的意思。
辱：谦词，犹言承蒙。
顾：探望，访问。
吊有司：意思是试官不选拔曾巩是一件严重的损失。吊，伤痛，与“贺”相对。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词家有主张“词不宜和韵”的，因为词句参差，音律很严，难以使抒写的情思与限定的声韵吻合无间。但乐此不疲以聘其才的仍大有人在，其“善用韵者，虽和犹如自作”，这首小令便是如此，因而颇为著名。
先是贺方回写了一首《青玉案》，以词中之句改调名为《横塘路》，其结语“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传诵一时，交相赞誉。黄庭坚与贺交好，赋诗《寄贺方回》：“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黄为赵挺之、陈举所构陷，贬谪宜州（今广西宜山）。其兄黄大临，知其喜爱贺词，便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送别。翌年庭坚至宜州后，又依贺韵奉和其兄。惠洪青年时曾为县小吏，因庭坚喜其聪慧，教他读书，后来才成为海内名僧的。庭坚流放过湘江时，惠洪曾入舟陪送，时达一月，足见交情深笃。为了与庭坚兄弟唱和，也依贺韵写了一首《青玉案》。三首俱步贺词原韵，成为词林佳话。
惠洪这首和作从长亭惨别到旅舍苦思，外景内情，相反相成；忆想、现实，交织其间，突出离愁之既深且苦。
上片表现别时情景。长亭折柳，从此远别，牵动愁肠，是以生恨。故落笔先写出这揪人心肺的一幕：长亭别恨。“绿槐烟柳”，乃三春美景，与饯行送别的“长亭路”联系在一起，形成强烈反差，实即以乐景衬哀情，使人倍觉黯然魂销。“取次”，随便，这里有草率之意。试想离人黄庭坚已是遭贬流放的罪臣，奉诏即行，焉敢滞留，其匆匆成行、草草送别之仓惶情状，实亦不难想象。著一“恨”字，实含无限伤感。进而表现离别之际的思绪。试想离人此去宜州，“千峰万嶂”、“远山修水（黄大临和词之句），年近花甲而遭此坎坷，能不忧谗畏谤，思亲怀旧，愁怀惨怛，孤寂难堪？能不倍感时间漫长，痛苦的日子难以打发？”“日永如年愁难度”，虽是赋体直陈的本色之语，确也令人直觉肠回九转，凄惋欲绝。再进而表现离人上路之后的情景。试想离人虽然踏上流放之路，怎能割舍亲友！因此立马据鞍，频频回首。只是却被暮云遮断了视线，连开封那样的高城都望不见，怎能望见站立在高城上送行的亲友!词中虽只刻画离人踟蹰不前的索寞身影，但其依依不舍、怅怅不已的凄凉心境却已生动如见。庭坚和词中曾自述感受：“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取景与此不同，意境却极其近似，果然是彼唱此和，“心有灵犀一点通”。
下片描述旅舍离愁。换头直承而下，从傍晚到天晓，集中表现这乍尝别离滋味的第一夜的凄悲境况。孤鞍远去，投宿时天已傍晚。可旅舍怎能和家相比，试想离人此际触处所及，无一习惯，怎能不默默回想和亲人话别的那幕情景，其所以默默存想，暗暗思忆，既是重视深情、珍藏心底的慰藉，也是被迫分离、难以言宣的苦痛。“千万句”，造语平淡，却可启发联想，既能想见亲人反复再三、不厌其烦的关切情态，更能想见亲人既温存体贴又焦急担忧的寸寸柔肠。单纯写苦，不见其苦；忆乐思苦，其苦倍增；从离人唯一的慰藉反映出离人无穷的苦悲，和以乐景写哀情的机杼如出一辙。于是以高度概括的笔力形象生动地表现离人这一夜的孤苦凄凉：薄单单的被盖，孤零零的枕头，静寂寂的夜晚，又有惹人心烦的潇潇雨声，滴滴答答一直落到天亮。仅此现实苦况，已是令人不胜凄怆。再借“梦回”之际，引起对比，强化愁思。思念萦回，形诸梦寐；试想离人思绪，不难想象梦中之景。于是梦里家庭的温馨欢乐与眼前旅舍的冷寂孤苦，映照分明，顿觉满纸生愁，其哀至极。这样以虚衬实，确能以少胜多，艺术内蕴更为丰富，审美佳趣因而倍增。
惠洪言情，之所以真挚贴切、哀婉动人，首先是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准确体察离人的心境，因而感同身受，悲如己出，能够委曲尽致地代抒离人的愁思，不愧为黄庭坚的忘年知己。加以善于捕捉初感，选材多是新离乍别的典型情景，能够造成创深痛巨、记忆犹新的强烈印象。并且又善于利用艺术空白，以虚见实，苦乐相形，容易调动人生的共同体验，激起情感的共鸣，因而大大增强了审美情趣。
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中首先抒发了自己的观点，“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一扫悲秋的传统。接着写出了秋天的种种景色。最后两句表达了与杜、范二人分别的惆怅心情，反映出感情的深厚。全诗寓情于景，语言自然流畅，层次分明，风格明快。
诗一开头紧扣题中“秋日”，抒发时令感受。自宋玉在《九辩》中以“悲哉秋之为气也”句开篇，后来的文人墨客都是一片悲秋之声，李白却偏说“我觉秋兴逸”，格调高昂，不同凡响。“我觉”“谁云”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富有李白的艺术个性；两名对照鲜明，反衬出诗人的豪情逸致。一、二句定下基调，别宴的帷幕便徐徐拉开。
三、四两句写别宴的具体时间和场景：傍晚，绵延的群山带走了落日；尧祠亭上下，清澈的水流同万里晴空相映成趣。诗人抓住群山、落日、水流、晴空等景物，赋予自己的想象，用“将”“与”二字把它们连成一体，即使这些自然景色获得了个性和活力，为首句的“秋兴逸”作注脚，又进一步烘托了诗人欢乐的心情。接着，正面描写别宴：席上已摆好玉落美酒，主宾们已止步下马，有的正在安置马匹休息，有的解下衣带挂在横生的树枝上，大家开怀畅饮，并且歌唱的歌唱，奏曲的奏曲，欢快的乐曲声疾风似地飘荡在尧祠亭的四周，响彻云霄。诗人的感情同各种富有特征的物件、动作和音响效果等交融在一起，气氛一句比一句浓烈，感情一层比一层推进，表现出诗人和友人们异乎寻常的乐观、旷达，一扫一般送别诗那种常见的哀婉、悲切之情，而显得热烈、奔放。
宴席到这时，已是高潮。接着描述送别的时间和景色：时近黄昏，白云飘向碧海，大雁从晴空飞逝。这两句既同“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相照应，又隐隐衬托出诗人和友人们临别之际相依相恋的深厚情宜。宴席从高潮自然过渡到尾声。最后，全诗以“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作结，酒酣席散，各奔一方，留下的是无尽的离情别绪。
李白这首诗，既是送别，又是抒情，把主观的情感融注到被描写的各种对象之中，语言自然而夸张，层次分明而有节奏。尤其可贵的是，诗的格调高昂、明快、豪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表达别后思念之情。起句便写他日密州杭州相隔天涯，相望渺茫，颇有黯然别情。接下来两句却让人看尽世人的悲哀。为什么有思念，为什么有无可奈何，为什么有离殇有堕泪，原来只为心中还存了一点功名的热望，总想现在的劳累奔波，或许有个指望，可能有些许盼头。
“何日功成名遂了”，到时“还乡”，这和衣锦还乡是一个道理的。背井离乡，亲朋相识却不得见数载经年，一切的一切求一个功成名遂再还乡，然后好好坐下，酒到杯干，细数这些年来的如意不如意，“陪公三万场”，将缺失的岁月再补回，再重拾，再追忆。这里既有不舍之情、别后思念之意，更有一番豁达豪迈之气。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则劝好友不必戚戚于黯然离别之情。“不用诉离殇，”词人对给他饯行的杨绘说，“痛饮从来别有肠。”是豪迈还是离愁百转千回，完全不必费神分辨。离殇从来是不用诉，诉不出的。痛哭也好微笑也罢，不同的人的表露方式从来都是不一样的。此句写出了以酒化情，千言万语的别情尽在心肠千回百转，看似豪迈，实则深藏凄然别情，看似凄然，却有铿锵有力。这般矛盾的劝酒之词，可谓妙绝。
“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这两句描绘了一幅凄清冷肃的送归图，河塘夜色，灯火已残，斯人独行月下。这是七月的事情了，那时的河塘边当有蛙鸣声做伴。苏轼擅书画，赫赫有名的宋四家居首，才华横溢，可是官海沉浮，身不由己。一把辛酸泪，到底难以掩饰，痛饮到了最后，也没能硬生生逼住眼底的热气。“堕泪羊公却姓杨”，则是以杨绘比羊祜了，表达出对友人的赞赏，反映了作者与友人的情谊。以友人堕泪收尾，辛酸而止，言虽尽而别情悠悠无尽。
此词上片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下片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该词真情勃郁，又巧妙地将想象、写景，用典等手法结合起来，是一篇即席惜别的佳作。
施肩吾有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儿，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如：“姊妹无多兄弟少，举家钟爱年最小。有时绕树山雀飞，贪看不待画眉了。”（《效古词》）而这首《幼女词》更是含蓄兼风趣的妙品。
诗一开始就着力写幼女之“幼”，先就年龄说，“才六岁”，说“才”不说“已”，意谓还小着呢。再就智力说，尚“未知巧与拙”。这话除表明“幼”外，更有多重意味。表面是说她分不清什么是“巧”、什么是“拙”这类较为抽象的概念；其实，也意味着因幼稚不免常常弄“巧”成“拙”，比方说，会干出“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左思），“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杜甫）一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此外，这里提“巧拙”实偏义于“巧”，暗关末句“拜新月”事。读者一当把二者联系起来，就意会这是在七夕，如同目睹如此动人的“乞巧”场面：“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林杰《乞巧》）诗中并没有对人物往事及活动场景作任何叙写，由于巧下一字，就令人想象无穷，收到含蓄之效。
前两句刻划女孩的幼稚之后，末二句就集中于一件情事。时间是七夕，因前面已由“巧”字作了暗示，三句只简作一“夜”字。地点是“堂前”，这是能见“新月”的地方。小女孩干什么呢？她既未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寻找萤火，也不向大人索瓜果，却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大人“拜新月”呢。读到这里，令人忍俊不禁。“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的少女拜月，意在乞巧，而这位“才六岁”的乳臭未干的小女孩拜月，是“不知巧”而乞之，“与‘细语人不闻’（李端《拜新月》）情事各别”（沈德潜语）啊。尽管作者叙述的语气客观，但“学人”二字传达的语义却是揶揄的。小女孩拜月，形式是成年的，内容却是幼稚的，这形成一个冲突，幽默滑稽之感即由此产生。小女孩越是弄“巧”学人，便越发不能藏“拙”。这个“小大人”的形象既逗人而有趣，又纯真而可爱。
这类以歌颂童真为主题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晋左思《娇女诗》，那首五古用铺张的笔墨描写了两个小女孩种种天真情事，颇能穷形尽态。而五绝容不得铺叙。如果把左诗比作画中工笔，则此诗就是画中写意，它删繁就简，削多成一，集中笔墨，只就一件情事写来，以概见幼女的全部天真，甚而勾画出了一幅笔致幽默、妙趣横生的风俗小品画，显示出作者白描手段的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