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描绘隐居处风景，下片前半抒述隐居的心情，至后半再度写景，但时间已从日至夜，境界推进一层，焕然一新了。
“爱吾庐”三字突兀而来，领起全篇，令人精神一振。通过运用陶渊明“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的诗句，已隐括了其中“与世相违”的深意，为全词定下了基调。“傍湖千顷，苍茫一片清润”，着笔先写湖水。清润，既指湖波之清凉朗澈，亦指气候之爽润宜人。接下“晴岚”两句写湖中的倒影。以上总述既毕，人们对该湖的宽广、澄澈及环湖风景之美丽清幽已有了整体印象，作者便及时转入细部描绘：“沙浦迥”句写远处的沙滩。“野水”两句写柳阴下的小艇。类似意境前人已写过，如韦应物《滁州西涧》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又如北宋寇辈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化用名句，包蕴丰富，并由此预伏下文“无人”之意。前后暗相照应，针线何等细密。“眠鸥未醒。甚占得莼乡，都无人见，斜照起春暝。”“眠鸥”，兼喻隐士幽人，是景、人合写。“甚”，正也。“莼乡”，用张翰思吴中故乡莼羹、鲈鱼脍故事，这里借指隐逸之乡。后三句说，在这自由自在的天地里，阒寂无人，只见一抹斜阳在春天的薄暗中灼灼闪耀。
上片主要描绘“吾庐”的周围环境，通过作者泛舟湖上，不断变换观察角度而写出。但是从“柳横孤艇”以下已渐入人事，末句更是以时间推移为线索，成为上下片转换的关纽。
在夕阳斜照、暮色苍茫中，词人感情的暗流却扰动起来。他收视返听，沉入深深的思索：“岂料山中秦晋，桃源今度难认。”波澜骤起。怎么也想不到，连与世隔绝的山间也难逃时移世易的影响，原来桃源仙境般的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言下之意是说，在这天崩地解的时代里，要想找一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远离尘世纷扰的“避秦乐土”，实在是难。与作者《西子妆》词“渔舟何似莫归来，想桃源、路通人世”，寓意相仿。不过，慨叹之余，他随即又自我慰解起来，于是，绷紧的琴弦又松弛了下来。接着，作品以一连串圆转流美、所谓“累累如贯珠”的妙句联翩而下，直贯到底，在高亢、明亮、半透明的音色构成的“令人飘飘有凌云之意”的高远境界中结束了整首乐章：
深更静。待散发吹箫，跨鹤天风冷。凭高露饮。正碧落尘空，光摇半壁，月在万松顶。
在万壑松风、玉宇无尘的月明之夜里，词人想象着吹箫跨鹤，凌风饮露，永远抛撇开那充满不安和苦难的恶浊的尘世。这里写的夜景与上片Et景截然不同：上片是眼前实景，字字有着落；而这里则纯是因情造景，是虚构的幻象。就如“斜照起春暝”似的。作者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这里要竭力突破黑暗的重重围裹，为自己觅得一线光明。
这是典型的“山中白云”的格调：没有太多僻词难句的堆垛和雕琢，没有滥用炫技性的华彩乐段，而只是以精警、遒炼的语句一气盘旋，如赤手掣鲸，如健鹘摩空，全凭气格、意境取胜。
这种鹤背天风、心游碧落、“不食人间烟火”的奇思异想，并不是作者的发明，它和屈原的《远游》、郭璞的《游仙》诗等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郭璞《游仙》诗写道：“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茏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陵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这种作品，正如钟嵘正确地指出的：“乃是坎凛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卷中)它们都是有托之言，并不是真的在作白日飞升的迷梦。张炎这首词也是如此。既然“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便只好试图用自拔头发离开地球式的“仙游”梦想，去慰解痛苦、焦灼的一D灵，去求得烦懑的暂时解脱。
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元政权严重不满而抱有敌对情绪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他无力抗争，只能躲进自己用词曲、文字筑成的象牙之塔去的软弱、消沉的一面。
这首诗前四句写山中精舍建成后的清爽心情及身边之物，有闲居山野、怡然自得的意味；后四句点透主旨，追求宗炳和慧远那样的境界，表明自己安于山林之隐，无意于鱼跃龙门。全诗善用典故，语言明快，形象生动。
这首诗通常被认为作于北宋建隆二年（961）李煜即位之前，是迫于韬晦而赋之。诗中的山舍应当是李煜在城外筑建的用来赏玩、避世的山庄。周振甫认为“李煜有《病起题山舍壁》，当是在过隐居生活时写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此诗表露了李煜仿古隐士贤人远离凡尘的想法。隐匿于世俗纷争喧嚣 之外，做一个吃穿不愁、求仙问道的贤人，大概是诗人当时的理想。
此诗前四句写身边之物，有闲居山野、怡然自得的意味。开头说山中的精舍建成后，觉得病爽然轻松了许多。“杖藜巾褐称闲情”一句意为不愿穿龙袍，只甘心做一个普通人。王维《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诗云：“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李煜在此实有王维诗意。接着“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两句是李煜形容他隐居山舍的闲情悠静生活，给人以确实跳出红尘烦恼世界的感觉。诗的后四句点透主旨，表明自己安于山林之隐，无意于鱼跃龙门。颈联出句是说人的寿命长也罢，短也罢，其实都只是暂时的寄居色身。色身早晚要坏朽的。对句是说，他最后一定要像慧远大师那样皈依净土而进入极乐世界。意谓无意过问朝政。最后两句表明，与人勾心斗角是很累人的，他自己不愿做徒劳无益的事，不要勉为其难去竞争贪图那些毫无意义的虚名。李煜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历来是以长为嗣，自己排行第六，嗣帝位对他来说那是非分之想，这与鲤鱼想入龙门的幻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鲤鱼化龙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去累自己而“役役”了。
这首《病起题山舍壁》诗与两首《渔父》词（《渔父·一棹春风一叶舟》和《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就主题而言，应该是一致的，即刻意剖白自己无意于宫廷斗争的韬晦之作。两首《渔父》词，是题在《供奉卫贤春江钓叟图》上的，而这首七言律诗，却是题在山舍墙壁上的。李煜的意图很明白，就是想让人看到这些诗作，更想让人知道他不关心朝政，或者确切地说这是专给那些猜忌他的人看的。
这是诗人触景生情之作，通篇运用对比手法，抒发了人生无常的慨叹。
首联出句点题：“佳节清明”，似无新意；继而写景，“桃李”春风“野田荒垅”，意象格调迥异，再对举喜“笑”和悲“愁”，意境顿出。突兀的情感，鲜明的对比，读来令人悚然。 “清明”对于“桃李”来说，自是“佳节”，因为向前看有一大番好的前程，即便是眼下，也绽尽春光，引领季节的舞台，缘何不“笑”呢？只是这“笑”越张扬，越能对比出下句的悲凉。 “野田荒垅”似乎更适合于“清明”这个节日本身。累累埋骨，处处荒冢，忠奸贤愚冤怨节烈，统归于黄土，怎会不“生愁”呢？大地无言，只能却披衰败荒芜的外衣，由诗人、世人解读它的哀伤。 由此看来，首联起笔写景，淡定散阔，别有境界；感情平抑内敛，为下文的议论人生蓄势张本。
颔联描写清明时节生物的活跃情景。“雷惊天地龙蛇蛰”，写的是动物的活动。春雷震响，天地惊动，动物于冬眠中被惊醒，雷声告知它们春天已经到来，于是它们便纷纷走出蛰居之处，活跃于春的气氛之中。 “雨足郊原草木柔”，写的是植物的生长。春雨贵如油，是说春雨能像乳汁一样，让草木迅速生长。雨足之后，郊原上的草木自然就萌发柔嫩了。
以上两联写了桃李、荒冢、龙蛇、草木。颈联的两个典故，两种活法。“人乞祭余骄妾妇”说的是古代那个专靠到坟茔地里乞讨人家祭祀剩下的供品以饱食终日且炫耀于妻妾的人，“士甘焚死不公侯”说的是拒官隐居虽被烧死亦不甘心妥协于社会的正直之士。一样人生，两种境界，不置可否的对比中，暗含着诗人对介之推高蹈品格的肯定与赞扬。
尾联生发疑问：蓬蒿荒丘，遗骨一土，千载万世，谁知谁是贤愚？即便是活在当下，谁又辨贤愚？“知谁是”的反问中，浸透着诗人的满腔愤懑；以景做结的末句里有悟透生死的通达。这种通达，是贬谪失意的心灰意懒，是不满现实的讽刺反击，是坚守人格操守的格格不入。
诗人看到大自然的一片生机，想到的却是人世间不可逃脱的死亡的命运，表达了一种消极虚无的思想，悲凉的情绪缠绕于诗行间。这与诗人一生政治上的坎坷以及他所受的禅宗思想的浓厚影响是分不开的。但作品体现了作者的人生价值取向，鞭挞了人生丑恶，看似消极，实则愤激。
这首诗的景物的描写、感情的抒发，无不得力于对比。不但桃花与荒冢有对比、齐人与介子推有贤愚之比，而且自然界的蓬勃春景与人生的无味黯淡也是一组鲜明的对比。
无声是最大的悲哀。辛弃疾《丑奴儿》词中有：”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几句，算是把愁写到了极致。汪元里此诗的开头，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其中“愁到浓时“总提，以下分写斟酒、挑灯、看剑、流泪，诗句不再言愁，但愁绪自见。在这种地方，辛词用说话表现，汪诗用动作表现，可谓异曲而同工。又，第二句用辛弃疾《破阵子》词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成句，浑然再现了一个报国无门的志士形象。只是此诗再缀以“泪痕深”三字，显示了一个宫廷乐师在亡国之后的心理状态，已不能和当年的辛弃疾相比了。
颔、颈两联，一叹知音少，一抒故乡情，既应题，表明只有王昭仪方能引为知己，又以家乡之思暗寓亡国之痛，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据《上谷郡图经》，黄金台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以延天下士，遂以为名。又，《乐府诗集》卷四五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颔联前一句说空有黄金之台，后一句说枉调碧玉之歌，反复陈述的既是作者同王清惠在元大都的孤寂处境和悲怆情怀，又含有他们洁身自好，不与元人贵族和宋室降巨们为伍的坚贞节操。颈联先写秋风中颤抖的“万叶”，衬托别梦不成，再用孤灯夜雨衬托归息难禁—-自然，这里的“故乡心”表达的仍是对宋室的追念。写法上，前两句用典故直抒胸臆，后两句用环境反衬乡心，手法变化，效果极好。
末联故意宕开，由抒情转入写景，用梧桐雨、劲气构成凄切悲凉的意境，为上文中已经酝酿出来的感情设计了大自然的深沉回响，因而使作者的“浓”愁有充溢寒空、侵凌肌肤之势。
李压林《湖山类秘》说:“吴友汪水云出示《类稿》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怨，歌欺而悲，甚于痛哭。”徽”与“湿”， 隐与彰，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但水云(元量号)独能把它们和谐地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特殊的艺术风格。就这首诗而言，其中“少知己分”、“空好音护”、“孤馆梦”、“故乡心”等等，几乎可以说是千百年来被文人学士们唱烂了的陈词，因而人们可能误认它是一首等闲之作—这是此诗 “显”与“彰”的一面。但如果知人论世，稍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汪元只要愿意攀附元朝新贵，则“黄金台”必不甚远，故乡也可“荣”归，由此又可断定这首诗中的知己之叹、故乡之思绝不能作通常意义来理解——这又是此诗‘隐”与“微”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