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可分三段:第一段(屠夫遇狼)写两狼追赶屠户,屠户时而迁就退让,继而被迫抵抗自卫。
这一段又分为三层,从“一屠晚归”至“缀行甚远”,简洁地叙述了屠户遇狼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一个卖肉晚归的屠户,在“担中肉尽,止有剩骨”,却又行人断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让两只恶狼给盯住了。草草几笔,就勾画出危急的处境,紧张的气氛,实在扣人心弦,为后面描述屠户的斗争策略作了铺垫。
(屠夫惧狼)面对意想不到的恶狼,屠夫首先是“惧”。于是采取迁就的策略,“投以骨”。屠夫最初认为,只要满足狼的贪欲,就可脱险。至“一狼得骨止,一狼仍从”,也似乎如他所料,使两狼“缀行甚远”的情况暂时有了改变,文笔十分曲折。可是照样投骨的结果,只不过让后狼暂时停脚,而“前狼又至”;直到骨头投尽了,也没有填饱饿狼的饥肠,而“并驱如故”,因此屠户处境更加危险。这就充分暴露了狼的贪婪本性,证明了屠户退让迁就策略的失败。这是第二层。
“屠大窘”,说明在危急的关头,他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明白自己已面临生死抉择,或者被狼吃掉,或者把狼杀死。怕死是不行的,退让是无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杀狼。屠户已在事实面前吸取了教训,开始考虑如何改变“前后受敌”的不利条件。他机敏地环顾麦场且速“奔倚”在积薪之下,放下担子,拿起刀,利用麦场的有利地形,改变了途中两狼并驱的局面,避免了前后受敌的处境。“狼不敢前”是屠户敢于斗争的初步效果,并非它们开始退让。“眈眈相向”,说明两狼既凶狠又狡诈,也准备变换策略,寻机残害屠户。这样,双方进入相持阶段。这是第三层。
(屠夫御狼)第二段分两层:
第一层,从“少时”至“又数刀毙之”。作者在描写两狼对屠户“眈眈相向”之后,又变换笔法,写一只狼竟然自己走开,另一只狼装作驯良的家狗形态蹲着,然后闭着眼睛打盹,样子十分悠闲。这是狼在屠户持刀的情况下耍弄的新花招。文中故意不作说明,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狼的狡诈形象,让人们仔细品味,加深对狼的本性的认识。这时的屠户虽然不能猜透它们诱敌包抄然后夹击的花招,但对于狼的凶狠狡诈有了清醒的认识,所以不受这种假象欺骗,不是释刀自喜,而是趁机“暴起”,猝不及防地以刀劈狼首,结束了它的性命。文中狼的悠闲假象,屠户的暴起动作,相映成趣。
(屠夫杀狼)第二层,屠户杀了眼前的狼而准备赶路,又警惕地转视积薪后,发现了另一只正在钻洞的狼。作者借屠户的锐利的眼睛,点出狼“隧入以攻其后”的企图,揭露其“身已半入,止露尻尾”那种弄巧成拙的丑态,次“亦毙之”作了痛快的结束。行文至此,才以画龙点睛之笔点出屠户“乃悟前狼之假寐,盖以诱敌”的道理,与上层紧相呼应。这使屠户也使读者领悟到:只知狼凶狠的特性,不了解狼的欺诈一面,那就要受骗上当;只看到眼前的狼,却不注意暗藏的狼,满足于一时的胜利,到头来还会遭到失败。
第三段,是作者诙谐风趣的议论。作者指出狼的狡黠奸诈,而嘲笑其顷刻而毙的结局,也间接赞扬了屠户的勇敢机智,余味无穷。
首联“井邑傅岩上,客亭云雾间”描述的是诗人登上城楼所见到的景色。诗人把全诗的布景放到云雾之间,不但有辽阔与沧桑的感觉,而且使整个画面呈现出如梦如幻的迷离之感。这样设景,既拉大了人与景的距离,使之不至于太过清晰切近而失去朦胧美感,又给之后要展现的实在的物体布置了一个较为虚空的背景。
“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岸火城舟宿,渔家夕鸟还”两联,前面两句,从大处着笔,显示出高、远、壮、阔之感,后面两句则从细节上加以点缀。正如绘画中“先从大处定局,开合分明,中间细碎处,点缀而已”的章法,颔联结构的布置也具有绘画般的技艺:高处的城楼,略低的夕阳,遥远的水边及更远一些的苍山倒影,错落参差,具有画面的美感。
颈联两句,诗人将视角从辽阔的大背景中拉回,关注于眼前的小景与细景,“宿”是静,“还”是动,动静结合,展现了水面的遥远与闲静。而“岸火”则消解了“城舟”的寂寞之感,给有些寂寞清冷的画面染上了一层温暖的色调,让全诗的写景不显得呆板与死寂。
两句“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两句,抒发了诗人内心自由快乐的情感,表现了诗人以山水为乐的情怀。
这首诗中,诗人将村镇、客亭作一层远景;落日、苍山作一层中景;城舟、渔家作一层近景,由远到近,由点到面再到点,构成了一幅层次错落,虚实结合,点面清晰的山川风景图。
结构赏析
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赵惠文王得到稀有美玉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座城相交换,赵王于是令蔺相如奉璧入秦,见秦王无意兑现诺言,终不辱使命而完璧归赵。文章始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即表示了异议,然后以分析秦、赵时势入手,指出赵国有诸多失策之处,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实为“天固曲全之哉”。王世贞此论,言辞咄咄,非纯为凿空之谈。
文章第一段,作者力排众说,对蔺相如“完璧归赵”一事“未敢以为信也”。开门见山,毫无遮拦。接着分述其观点,展开全文。《史记》所载的“完璧归赵”始末,事启端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结束于“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作者据此断言,虽秦强赵弱,但秦“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也就是说秦当时的本意只是想要得到和氏璧,而没有打算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作者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而不去纠缠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情节,根据史实得出了使人信服的论断。然而作者并没有以事后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偏执一言,就不近情理;面面俱到,才让人心服口服。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作者要批评的是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换句话说,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也是不足取法的。作者跳出前人只见个人不见大局的窠臼,正本寻源,一新读者耳目。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得”与“畏”为前提错综组合成四个判断,包罗了赵国的一切可能情况,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所谓“两言决耳”的必然性结论——“予”或是“弗予”。承认作者的前提就必须承认他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力量的所在。第三段中作者为蔺相如拟设了一段对秦王的言辞,其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以城易璧则民怨,不予城而欺赵则失信于天下这样的二难推理。秦王要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就只有“返璧”这唯一的出路。本文区区不足四百字,却包含了几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卓越的史识是这篇文章的躯体的话,那么支撑它的正是强有力的逻辑之足。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为了不使读者生疑,作者便用归结于天的说法,含蓄地表示虽然完璧归赵了,可是也不能说明蔺相如的做法正确,恶果没有产生,只是事出偶然罢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者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纵观全文。文章开头一句揭示全文论旨,“人皆称之”与“予未敢以为信”一反一正相对提出,自然地引发下文。文章的主干是第二、三两段。作者先论“情”,后析“理”,双管齐下。论“情”,则由秦及赵丝丝入扣,抓住“得”“畏”二字论清蔺相如“既畏而复挑其怒”的失策。析“理”,则先破后立多方设想,辩清“曲”“直”两字,证明“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的荒悖。“情”“理”两层文有先后,意有轻重,作者思路清晰可见。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很好地在他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里表现出来。散文特征在语言上是求简与求精相结合的。所谓“求简”,就是字数、篇幅简要;所谓“求精”,就是语言精当,语意精辟。例如首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语言上求简与求精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作者的论点。该文是一篇翻案文章。翻案文章独执异议,贵在识见高远,令人信服。该文开篇对世所称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实,予以否定,先声夺人。接着,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予以否定的理由。首先,文章分析秦以十五城之空名取璧的真实意图,指责蔺相如之所为是“既畏而复挑其怒”之举,是失于智。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蔺相如的所谓曲直论,先明秦赵“两无所曲直”,后又代蔺相如策划,指出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是“归直于秦”,是失于信。最后,文章分析相如完璧的后果是族灭国破,是失于利。这样,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而逼出了全文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於璧也,天也。”这里的“天”,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行文至此,文章已可作结,而作者又列出“劲渑池”“柔廉颇”两件事,表面上与上文关系不大,但在“愈出而愈妙于用”一句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蔺相如的所谓“智”“勇”,不是为了赵国,而是为了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纵横家的权谋机巧而已,这,其实是触摸到了纵横家的本质。因而,该文结论之后的余波,决非可有可无的续貂之笔,用意特深。章法上散聚结合,定主宾之序、掌均变之衡,征节奏之美,懂疏密散聚,知大小曲直,驭圆缺参差,见开合呼应,求从顺言自然。审美上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
论及史祖达在宋词中的地位,他上承周邦彦,又受到同时代的前辈词人姜白石的影响,应属周姜这一流派。周邦彦秦观乃至柳永词都描写过歌妓,表现了对她们的同情,史达祖这首词气格浑成,完全可以跟前辈词人并列而不逊色。
起三句写春晴时节柳花风中的来访。缥瓦晴檐,春满小巷。一个“摇”字刻画出烟光微照、缥瓦闪烁的景象。以望中的风急絮飞衬托,使明媚的春色融进了词人凄恻的情绪,勾起黯然销魂的别情。这三句词语浑融,情含景中。对此景色,急欲一见伊人之情,跃然纸上。及入妆楼,却不见伊人,但见“锦瑟横床”。“想”字直贯下文。词人从对方着笔,推想对方别后不理乐器,不出帷幕,因入骨相思,而思极成梦。
“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倦”字,“频”字,巧妙地写出了分别以后,无法排解的相思之苦,不仅表现了伊人感情的执着,更写出她独居小楼的孑立。
“讳道相思”三句,进一步委婉曲折地刻画了这位多情女子的形象。连魂梦都萦绕在情人身上,在别人面前却讳莫如深地掩饰自己的感情,当她暗中整理旧著罗裙,突然发现腰围瘦损而惊呆了。这里有故作矜持的娇痴,有突然惊讶的动作,有难以掩盖的感情起伏,有由镇静到惊讶的跳动画面。这样的复杂心态动作变化,凝聚在短短的十二字里,神味极为隽永。
过片“惆怅南楼遥夜”三句,转入初次相遇的回忆,用对比手法深化了词人思念之情。“南楼”即词人此时所在的妆楼。“遥”字点明初见与此次相访相距时间之长。翠箔灯下,枕肩曼歌。昔日的乐器,就是此时横床的锦瑟和想象中常下的凤弦。这二句浓彩重抹,烘托出面对“锦瑟横床”时的悲痛心情。以“记”字唤起当时的甜蜜回忆来反衬此时感受的难忍之痛。这样的映衬,使初见和最后访问的两个画面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下面递入遍访旧家门巷打探消息,与篇首暗中连接。浑灏流转,一气直下,转折处十分空灵。“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询声价。”洛阳有铜驼街,繁华游乐之地,这里借指京师临安。旧家,从前。这是词人重到临安,访问伊人情景的再现。与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比较,更显出词人最后访问时的焦急与期待。这种写法又隐隐暗示出后来的追寻无果。果然得到的消息,却是伊人随闲花的凋谢而消逝了。“可惜东风”二句,分三叠写情:闲花无主,同情伊人的沦落;东风无情,惋惜环境的摧残;带恨离去,只能洒下相思的泪水。东风何能解人意,正是人愁自愁,而更恨东风之无情。既是曲笔,将沉痛感情,曲曲传出;又是大笔,既小结前文,又包扫前文,截住感情的波涛,使未了之情,暂时煞住。其情之痛之切令人回味不尽。一结,用元稹《崔徽歌序》里裴敬中与妓女崔徽相爱,崔徽临死留下肖像送给裴敬中的故事。这是词人感情的余波。伊人并未留下肖像,只好“记取”遗容,归后“暗写”,长期牵挂思念。这是崔徽典故的活用,笔法曲折变化,写出了极细微的感情,用此收束全词,既空灵,又沉厚。
冯煦《蒿庵论词》引毛先舒论词:“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这首词正体现了这个特点。上片写最后访问时所见和联想中伊人对自己的不尽的相思,已经逆摄下片初次相见的倾心和对伊人突然离去的悼念。
为了抒相思之情略去了中间无限情事:只写初遇和最后访问,把两人往还中的缱绻深情略去了;只写死别的痛苦,把生前分离时的难堪略去了。给人以想象的极大空间。为了突出最后访问这一痛心场面,词人在下片以“又入铜驼”领起,钩连衔接,使上下片融为一体,用笔开阖动荡,这是章法上的层深。“讳道相思”三句层层深入传相思之神,“可惜东风”二句层层深入寄悼念之意,这是句法上的层深。情与景,人与物,初见和死别,当时的欢娱和此时的悲哀,死者的多情和生者的遗恨,浑然融为一体,此词气格之浑成,完全可以继承周邦彦。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