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贬谪黄州过春风岭时，见梅花开于草棘间，感而赋诗。十四年后，流落惠州，又见松花亭下荆棘里盛开梅花，对梅花的冷艳幽独心领神会，无限感慨。诗首四句忆旧见新。忆旧乃缘见新而起。以下“长条”四句写惠州荔支浦、扰榔园的梅花，为松风亭下的梅花作铺垫。以下“松风”四句写松风亭的两株玉蕊梅花。末四句由作者创造的幻境中回到现实。此诗意象优美，语言清新，感情浓至，想象飞越。
“春风岭上”四句，从“昔年梅花”说起，引到后来的流放生活。苏轼自注说：“余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作两绝。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他所称两绝句，指元丰三年（1080）正月赴黄州贬所，路过麻城县春风岭时所作《梅花二首》。诗中说：“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又说：“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说落梅随水远道相送。第二年正月往岐亭，想起春风岭上的梅花，又写了七律一首，有“去年”、“细雨”之句。这些在黄州谪迁生活中的往事，此时因面对松风亭下盛开的梅花而涌上心来。
“岂知”句极沉痛，诗人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却再次流落，再次见到这个贬谪生活中的旧侣——梅花，而且是在“蛮风蜑雨”的边荒之地，比起黄州，每况愈下，令他生愁。“蛮风蜑雨”四字，形象地概括了岭南风土之异。
以下转入流落中再次相见的梅花。“长条”四句，在写松风亭下梅花之前，先以荔支浦、桄榔园中所见作为陪衬。那些半落的长条，独秀的卧树，虽非盛开，但已深深地触拨着诗人的心灵，他为它们的“幽光”、“冷艳”而心醉。“留夜色”极写花的光彩照人，“排冬温”极写花的冰雪姿质。“冬温”是岭南季节的特点，着“直恐”二字，表现了诗人对花的关注，这几句是说：在这温暖的南国，你该不会过于冰冷，不合时宜吧！诗人选择了“荔支浦”、“桄榔园”，给全诗的描写笼上一层浓郁的地方色彩。
“松风亭下”四句是题目的正面文字。那些荔支浦上半落的长条，桄榔园中独秀的卧树，已经唤起诗人的深情，松风亭下“玉雪为骨冰为魂”的盛开的两株梅花，又引起诗人的兴致。清晨，他来到松风亭下，发现荆棘丛中盛开的梅花在初升的太阳光下明洁如玉，他完全陶醉了，诗中描写了一个梦幻般的优美境界：他眼前已经看不见梅花，他仿佛觉得那是在月明之夜，一个缟衣素裳的海南仙子，乘着娇云，冉冉地降落到诗人书窗外的阶前，轻移莲步，来叩诗人寂寞深闭的房门。这里的实际内容只不过是说盛开的花枝在召唤诗人，使他不能不破门而出，但他却用“缟衣叩门”这一优美联想进一步加以比拟，在染上了浓郁的主观色彩的艺术氛围中，不言情而情韵无限，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诗歌咏物的角度看，诗人在这里没有致力于梅花形貌的具体描绘，而是采取遗貌取神、虚处着笔的手法，抓住审美对象的独特风貌和个性，着力于侧面的烘托和渲染，达到一种优美动人的艺术境界。这首诗可以与黄庭坚咏水仙花的名作来作一比较。黄庭坚诗的头四句是：“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诗人由“水仙”二字引起联想，用凌波微步的洛神来比拟花的风韵。这种比拟，不是外貌上的相似，而是着眼于两者之间在神采、性格上的相通，诗人描写的焦点是客观对象的神理。山谷的“凌波仙子”和苏轼的“海南仙云”在艺术构思上是完全一致的，但苏轼这里表现了更丰富的内容，更深邃的层次。
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说：“秀色孤姿，涉笔如融风彩霭。集中梅花诗，有以清空入妙者，如《和秦太虚梅花》诗‘竹外一枝斜更好’是也；有以使事传神者，此诗‘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是也。”汪师韩所谓“使事”，是由于旧注解释苏轼这两句诗，认为他使用了《龙城录》中赵师雄的故事。据题为柳宗元著的《龙城录》中说：一个叫赵师雄的人游罗浮山，天寒日暮，他在似醒似醉间遇见一个淡妆素服、芳香袭人的美女，相与笑乐。醉寝懵然，但觉风寒相袭，东方已白。赵师雄起视，原来是在大梅花树下。这时“月落参横”，为之惆怅不已。经前人考订，《龙城录》的作者不是柳宗元而是王铚（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有的又说是刘无言（《洪斋随笔》卷十），反正苏轼不可能使用这本书中的故事。于是又有人认为，不是苏轼用《龙城录》，而是《龙城录》的作者袭取苏轼此诗推衍为小说故事。其实以苏轼丰富的想象力，不依靠前人书本，也能写出这两句好诗来。
结尾“酒醒梦觉”四句，又从梦幻世界回到现实中来。他“绕树无言”，其思绪是深沉的。从诗的内在感情脉络看，这和前面“岂知流落复相见”句所隐含着的情思一脉相连。他如有所悟，但终于无言。这正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说“勿叹息”，说“幸有”，是强作排遣口吻。在这朝日已升、残月未尽的南国清晓，诗人独把清樽，对此名花，尽情领取这短暂的欢愉。
本首诗意象优美，语言清新，感情浓至，想象飞越。每四句自成一个片段，一个层次，由春风岭上的昔年梅花，到荔支浦的半落长条、桄榔园的独秀卧树，逐步引出松风亭下玉雪般的两株梅花，而以“岂知流落复相见”句为全篇眼目。声情跌宕，妙造自然，是苏轼晚年得意之作。他采用同一韵脚，一口气写了《再用前韵》、《花落复次前韵》共三首七言歌行，前人称之为“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遯斋闲览》）。
此曲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出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以辛辣的语言，剥露了刘邦微贱时期的丑恶行径，从而揭露了刘邦的无赖出身，剥下封建帝王的神圣面具，还其欺压百姓的真面目。全曲情节鲜明，形象生动，角度独特，风格朴野，诙谐泼辣，对比手法的运用，揭示本质，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口语化特点，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漫画与野史的风格。
全曲八段。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诙谐，嘲讽的基调。
《耍孩儿》《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
《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这套散曲把不可一世的汉高祖作为嬉笑怒骂的对象，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对皇权至上的强烈不满和对封建秩序的无比蔑视。刘邦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史记》上说他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气派羡慕不已，认为大丈夫应当如此。作者没有被史书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时嘉惠百姓的“浩荡皇恩”所迷惑，而是注重于史书中描写刘邦爱慕虚荣以及欠王媪酒钱不还、诳称贺钱万贯得以见到贵客等无赖行径的材料，通过艺术加工，无情地揭穿了封建帝王的丑恶嘴脸。当然，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指向汉高祖一人，而是指向所有欺压百姓却要装模作样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更是指向残酷地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元代统治者。散曲中借乡民之口说刘邦“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流露出轻视劳动的意识，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一是情节完整。
全曲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情节中有铺垫、有发展、有高潮，堪称一部情节完整、充满夸张和幽默的讽刺喜剧。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能起到一出讽刺喜剧的作用，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这出喜剧是有头有尾的。从社长挨户通知皇帝将要驾临，王乡老、赵忙郎等乡里头面人物忙着接待，写到皇帝仪仗车驾到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又从皇帝下车后，接受众人礼拜，架子十足，装模作样，写到乡间小民猛一抬头，识破其即是早先贪杯赖债鱼肉乡邻的无赖：故事生动，情节完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这出喜剧中的人物是颇有性格的。无论是写乡里接驾前的忙乱，还是写皇帝仪仗车驾的威风，都衬托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汉高祖的好虚荣、讲排场、气势凌人、威风十足。而紧接着的面目为乡民所识破、老底被乡民所揭穿的描写，则突出了大人物的昔时卑琐低下、今日装腔作态的可恶可憎。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等忙于接驾的表现，显露出他们善于巴结逢迎的心理。而“猛可里抬头觑”的乡民虽然无知，所见不广，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在曲作中也得到了真实形象的刻划。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二在于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无知乡民作为叙述人。
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这位乡民亲眼看见的，亲口说出的。这就是角度新。作者在曲作中通过乡民的特殊视角来展现汉高祖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把至高无上的皇帝贬得一文不值，写作手法实属高妙。皇帝驾到本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可是在乡民的眼中不过是乱哄哄的一场戏：“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到村口迎接皇帝的就是这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吹吹打打乱七八糟的。仪仗队里的五面旗子，分别画有日、月、凤凰、飞虎、蟠龙等图案，代表着天子的神圣和庄严，可是在乡民的眼中，却是“白胡闹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不伦不类，煞是好笑。至于红叉、银斧、金瓜锤、朝天镫、鹅毛宫扇等显示帝王威严的器物，在乡民看来，虽未见过也毫不稀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竟成了“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的“乔人物”。在对皇帝的仪仗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作者又通过乡民的眼睛，来写皇帝的车驾：“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天曹判是天上的判官，递送夫是押解犯人的差役，他们簇拥在皇帝的前后，可见皇帝一行是怎样令人畏怖、令人厌恶的货色!接下去写众人迎候施礼。高祖却“觑得人如无物”，以“挪身着手扶”表示回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乡民跪拜后，“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作威作福的高祖竟是昔日乡里的无赖，不由得“险气破我胸脯”。最后的三支曲子，通过乡民之口，揭穿“刘三”的老底，不过是个贪酒、赖债、明抢、暗偷、胡作非为的流氓，可是居然改名换姓称作什么“汉高祖”。作品以乡民的独特视角来刻划汉高祖。乡民是无知的，又是有识的；他的看法多属误解，但又反映出许多真实。无知与有识、误解与真实相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乡民复杂而变形的内心世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世界里遭到了最无情的嘲弄，完全失去了他的庄严与神圣，展现了无法伪装的本来面目。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三是语言既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又生动、准确，一针见血。
全曲是以乡民叙述的口吻展开的，因此用的是与乡民身份一致的语言，亦即乡间生动的口语方言，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曲中形容王乡老与赵忙郎：“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三言两语勾画出迎驾的乡绅土豪令人作呕的模样。“瞎王留引定乔男女”中的“瞎”与“乔”字，点出了乡民们对迎驾的厌恶，认为那纯属胡闹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仪仗队的服装被称作“大作怪衣服”，皇帝前后的随从被叫做“天曹判”、“递送夫”，处处流露出乡民们对下乡扰民的帝王的蔑视和憎恶。而对刘邦，曲中连用“那大汉”称之，根本不把至高无上的帝王放在眼里；“觑得人如无物”、“挪身着手扶”显示刘邦的傲慢和装腔作势。末三支曲更是乡民对高祖昔时无赖行为的控诉，用“你”称身为皇帝的刘邦，谴责他“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强秤了麻三秤”，“偷量了豆几斛”，纯是乡间明白通俗的口语，却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嘴脸。结尾处语言生动至极：“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乡民的几句挖苦话令帝王的尊严扫地以尽。以“汉高祖”结束全篇，还另有用意。题目为“高祖还乡”，但如果一上来就明写“高祖”，那么一系列嘲笑、讽刺就无法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写“还乡”而不是还乡者是谁，逐渐由“那大汉”过渡到“刘三”，最后以村民痛骂“刘三改姓更名”点出“汉高祖”，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咏物诗在中国起源甚早。从现存作品来看，《诗经》中的《鸱鸮》，《楚辞》中的《桔颂》已肇其端。魏晋以后，作者渐众，作品渐多，如张协、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何逊等，都有“尚巧似”或“形似”的特色，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总结道：“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但这首诗咏山寺夜灯却基本上是出之以虚笔。首联言山灯明亮，照彻天地，如百花怒放，就像春天突然来到了人间。夜晚的冷寂，本不足比为春，今有灯火，不仅形象如花，亦为环境增添了暖色，所以这个比喻可以成立。这使世人想起了岑参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银花开。”比体和喻体之间反差也很大，这种相似或许不是偶然的。三、四两句是最实的一联，但写佛灯之盛、之亮，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调动神话传说，一方面渲染佛灯的不同寻常，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佛灯的神奇。至结尾处，诗人突发奇想，认为佛灯“若任扶桑路，堪言并日轮”，这固然是点出了某种喻意，但从自然现象来说，也是由黑夜到白天的一个自然的流程，从而使得通篇前后一体，非常圆融。
诗人把黑暗的大千世界变为朗朗白昼，实则暗示佛教是人们心中的一盏明灯，但这层意思完全融于诗化的语言之中，毫无枯涩之感，这反映了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赵长卿的词虽然有十卷三百首之多，虽然被毛晋刻入“名家词”，但在宋人眼中，他只是一位第三流的词人。可能因为他的词爱用口语俗话，不同于一般文人的“雅词”，所以在士大夫的赏鉴中，他的词不很被看重。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赵长卿的词，一首也没有选入。学者施蛰存认为，雅即是俗，俗亦是雅，赵词不落于俗套，也可谓不拘一格。
有一些作家和批评家，他们评论文学作品，其实是古今未变。孔老夫子要求“温柔敦厚”，白居易要求有讽喻作用，张惠言、周济要求词有比兴、寄托，当代文论家要求作品有思想性，其实是一个调子。这些要求，在赵长卿这首词里，几乎一点都找不到。赵长卿并不把文学创作用为扶持世道人心的教育工具，也不想把他的词用来作思想说教。他只是碰到新年佳节，看着家里男女老少，摆开桌面，高高兴兴的吃年夜饭。他看到姑娘们的纤手，端来了春菜盘子，盘里的菜，有青、有细，从家庭中的一片和气景象，反映出新年新春的东风里所带来的天地间的融和气候。唐、宋时，不管是吃年夜饭，还是新年中吃春酒，都要先吃一个春盘，类似现代酒席上的冷盆或大拼盆。盘子里的菜，有萝卜，芹菜、菲菜，或者切细，或者做成春饼（就是春卷）。杜甫有一首《立春》诗云：“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赵长卿这首词的上片，就是化用了杜甫的诗。
幡儿、胜儿，都是新年里的装饰品。幡是一种旗帜，胜是方胜、花胜，都是剪镂彩帛制成各种花鸟，大的插在窗前、屋角，也可挂在树上，小的就戴在姑娘们头上。现在北方人家过年的剪纸，或如意，或双鱼吉庆，或五谷丰登，大概就是幡、胜的遗风。这首词里所说的幡儿、胜儿，是戴在姑娘们头上的，他看了觉得很欢喜。“姑媂”、“忔戏”这两个语词都是当时俗语，读者现在不易了解，可能在江西南丰人口语中，它们还存在。从词意看来，“姑媂”大约是整齐、济楚之意。“忔戏”又见于作者的另一首词《念奴娇》，换头句云：“忔戏，笑里含羞，回眸低盼，此意谁能识。”这也是在酒席上描写一个姑娘的。这里两句的大意是说：“幡儿胜儿都很美好，姑娘们戴着都高高兴兴。”辛稼轩词云：“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也是这种意境。
词人看了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团坐着吃春酒、庆新年，在笙歌声中，他起来为大家祝酒，祝愿在新的一年里。一家子都吉吉利利、百事如意。于是，这首词成为极为好的新年祝词。
词到了南宋，一方面，在士大夫知识分中间，地位高到和诗一样。另一方面，在平民百姓中，它却成为一种新的应用文体。祝寿有词，贺结婚有词，贺生子也有词。赵长卿这首词，也应当归入这一类型。它是属于通俗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