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诗歌每节开头，都用山谷中的益母草起兴。益母草是中草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益母草对妇女有明目益神的功效，现代也常用益母草作妇女病治疗调养之用。益母草有益于妇女养生育子。诗歌用益母草起兴，作用有二：一是这种植物与妇女关系密切，提起益母草，可以使人联想到妇女的婚恋、生育、家庭、夫妻，由草及人，充分发挥诗歌联想作用；二是益母草已经干枯了，益母草晒干，可入药。妇女被抛弃，入药的益母草的意义在于：促进夫妻感情和有益于生儿育女的药草，与被离弃的妇女摆在一块，对比强烈，给人的感觉是这位妇女命运真太悲惨。因此，“中谷有蓷”一句，是起了隐喻作用、感情引导作用和启发联想作用。
每章最后一句，都是妇女自身觉悟的感叹。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仅仅是一昧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启迪着人们。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本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夏，此时严武再次镇蜀。严父挺之与杜甫是旧交，严武屡次造访草堂，关怀有加。“西蜀樱桃也自红”，这是杜甫入蜀后第三次产生的亲切感受：成都的樱桃每到春天“也”同北方一样“自”然地垂下鲜“红”的果实。“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指村农；筠笼，竹篮。村农以“满”篮鲜果“相赠”，足见诗人与邻里相处欢洽。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满匀圆讶许同。”上句写樱桃成熟，诗人说，我几次把樱桃从篮中移置盘内，生恐碰损，却仍“愁”碰“破”。“万”形容数量其多。“许”，这样。下句写樱桃大小相等，诗人说，樱桃“万满匀圆”，令人惊“讶”：为何大小竟这样相“同”呢？二句写樱桃形体，隐含对果农种植技艺与劳动的赞美之意。
杜甫虽寄寓成都，但每有“不死会归秦”，“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想望和心愿。因而常常忆起在长安的往事。于是后四句便成为他忠爱之诚的由衷流露。“忆昨赐沾门下省，早朝擎出大明宫。”二句是追忆任左拾遗时在宫中蒙受恩赐，擎持归家的情景。
大明宫中有宣政殿，中书、门下二省都在宣政殿内，在门下省内接受樱桃之赐，退朝时分，徐徐擎出宫门。这一联的惊奇之处在于，诗人用两个专有名词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对皇恩的感戴。专有名词在诗中给人的联想是很少的，但此处却给人堂皇之感，“门下”表现了空间的纵深，“大明”渲染出庄严辉煌的气势，两个实打实的名词被诗人巧妙地虚化了。唐人李嘉祐诗云“秋冷白云司”，“白云司”指刑部，与“秋冷”连属，别有清峭之气，和杜诗此联一样，都是点铁成金之句。
以时间词为标识，全诗可分作三层：前两联——“今日”；第三联——“昨日”；第四联——“今日”。第三联出于诗人的记忆。引逗这记忆的，是“野人送朱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诗的第一联把题目展开了：“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起句看似自然，实则不同寻常，这全体现在最虚的“也”字上。最轻的字眼，诗人赋予其最饱满的重量。“也”字像是一个呼唤，唤起了当年长安宫中的赐樱之事，原来西蜀的樱桃也这么红啊，时空的感觉包孕在这个“也”字之中。
诗的首联中，“也”字之外，“红”、“满”亦不是随意用之，二字与下联以“愁”、“讶”写对樱桃的珍惜是呼应着的。清人朱瀚说：“红言其熟，起细写仍破；满言其多，起万满许同”。“写”同“泻”，言用水漂洗，“愁仍破”，即愁其破而仍破；“许”，唐人常用口语，如许之意，“讶许同”，即令“我”惊奇竟如此相同，庾信诗云：“讶许能含笑”。此二句融入口语，言约义丰，见出诗人语言的锤炼之功。末联“金盘玉箸”承第三联大明宫富丽堂皇的意象而来，从记忆中醒来，回到“任转蓬”的蜀地“此日”。
这是一首咏物诗。它以“朱樱”为描写对象，采用今昔对比手法，表达了诗人对供职门下省时的生活细节的深情忆念。这就从内容上增添了生活层面和感情厚度。它使我们看到一个既与劳动群众友善，又对王朝怀有忠爱的诗人的复杂感情。昔人谓“杜诗咏物，俱有自家意思，所以不可及。”（《絸斋诗话》）此诗可贵处，就在于能画出一个飘零中的诗人。与此相适应，此诗“终篇语皆遒丽。”樱桃“自红”，野人“相赠”，“忆昨赐沾”，“早朝擎出”，“ 此日尝新”，都以遒劲取胜。而“细写愁仍破”， “ 匀圆讶许同”，与“金盘玉筋无消息”等，则又显得很明丽。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给韦参军送行以及送走后的情景，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无限思念的深情。
诗的前两句是写送行。首句“丹阳郭里”交待了送行地点在丹阳的外城边。“行舟”表明友人将从水路离去。此时，千种离情，万般愁绪，一齐涌上诗人心头。“一别心知两地秋”，“秋”字，表面上写时令，实际上却是表达人的情绪。萧瑟的秋景增添了离情别绪。作者还巧妙地运用拆字法，以“心”上有“秋”说明“愁”。所以“两地秋”是双关语。
诗的后两句写送走之后对韦参军的深切思念。“日晚江南望江北”这一句转接自然，不露痕迹地把前句抽象的离愁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江南”、“江北”，对比照应，突出了江水的阻隔。丹阳在江之南，“江南”──“江北”，既是友人行舟的路线，也是作者目送方向。“望”字传出思念之神态，忧思绵绵，“日晚”暗示思念时间之久，见出友情之深。由“望”自然而然地带出末一句“寒鸦飞尽水悠悠”。这一句写望中所见。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表达作者的悠悠情思。由于思念，站在江边长时间的遥望着，秋日黄昏，江面上寒鸦点点，给人增添愁思。可是，就连这使人感伤的寒鸦此时此刻也“飞尽”了，只剩下悠悠江水流向远方。这一切给人以孤独、寂静、空虚的感触。“水悠悠”包含着无限思念的深情。
这首小诗妙语连珠，情景交融，真切自然，既能把诚朴真挚的感情渗透在景物的描写中，又能在抒情中展现画图，做到辞有尽而意不尽。
诗题“蜀国弦”，是乐曲名。李贺诗中多次写到蜀国弦，如“拂袖风吹蜀国弦”（《牡丹种曲》），“蜀国弦中双凤语”（《听颖师琴歌》），均指乐曲，可证此诗所写是蜀国乐曲。
头两句说，傍晚，在微风细浪的濯锦江边，枫树散播着浓郁的芳香。野花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夕晖之中。碧绿的锦江水，倒映着南山青苍静穆的影子。这幅自然风景幽雅秀丽，令人悠然神往。画面上没有声音，但隐约表现出一股轻柔清丽、闲静恬美的音乐旋律。诗人在开篇既没有点出演奏者，也没有交待弹拨的是何种乐器，甚至连题中的弦字也未提及，而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用两幅形象鲜明的景物画面来描写音乐的情调和节奏，把读者一下子就引进美妙的音乐境界，感受到赏心悦耳，移情动志的音乐魅力。
三、四句又展现出两幅自然景物画面。“坠猿哀”，用杜甫《泥功山》句意，写猿猴跳越山谷，坠落时发出哀啼。蜀地多猿，盛弘之《荆州记》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清远；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这两句说：弦声由舒缓、轻柔、恬美忽而转为惊骇哀愁，好像高山危石，慑人魂魄，又似猿猱跃涧，坠谷哀鸣；听曲者的眼前还展现出绵延起伏的山岭，碧森森的竹林与雾濛濛的烟云在山半腰相绕，好象在互抒愁思。这一联，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同时显露，诗人还用了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惊”、“哀”、“愁”这几个字眼，渲声弦声，使人心惊胆颤、哀愁感伤的巨大艺术力量，暗示出弦乐曲调已发生了由低到高、由徐到疾、由轻柔婉转到激越紧张的骤变。
五、六两句，诗人所描写的弦声又由刚转柔，形象地表现出一弯凉月，从清冷的秋浦之上冉冉升起，月光射入水中，照见水底白沙，粼粼有光的景象。凉月秋浦、清水白沙，弦声多么明净、凄清、幽冷!乐曲的旋律起伏回荡，倏忽变化，如波翻浪涌，姿态横生。
收尾两句，诗人描绘乐声的手段又有变化，由前三联借自然景色状乐声转为以社会人事表声情。“红泪客”用了王子年《拾遗记》的一个典故：魏时女子薛灵芸和父母分别时依依不舍，泪下沾衣，途中用玉唾壶承泪。到京师，壶中泪凝如血。这两句说：弦声忽然又显得如泣如诉，好象传说中与家乡亲人离别的女子，泪落如雨，凝而为血，不愿越过蜀国的门户瞿塘峡。前三联用鲜明可视的物象直接描绘弦声，这一联以带着浓烈哀伤情思的事象诱人去联想弦声，表现的素材是不同的。比较起来，这一联的事象不如前三联的物象那么具体易感，但仍然可以想象得出，这支蜀国弦乐曲至此奏出了高潮——那瞿塘峡狂风的呼啸声和涡流的咆哮声，交织着女子呜咽悲哭之声，传达出一股强烈而缠绵的恋乡之情，摇撼着读者的耳鼓，叩击着读者的心弦，全诗就在这感情的高潮中戛然而止。
关于《蜀国弦》的题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清初姚文燮钩稽史实，以史证诗，以比兴之义逐一诠释诗中意象的政治含蕴，推定此诗“为迁客伤”，未免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但他指出诗中写“蜀弦之哀”，又认为“诸本仅注弦，觉少清味”，还是中肯的。诗中交织地描写枫香花静、水影南山之清丽恬美，凉月秋浦、玉沙粼粼之凄清幽冷，以及红泪客不肯过瞿塘之缠绵哀伤，可以说诗人是借写蜀弦之悲喜哀乐，抒写对蜀国的怀恋情绪。这样理解比较恰当。
《蜀国弦》描写音乐形象鲜明，变化倏忽，精细入微，在表现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它不同于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主要采取以声摹声，而是侧重以形写声，并充分调动了视、听、触、味等多种感觉。诗中的“香”、“静”、“凉”分别从味觉、触觉着笔；即以视觉来说，就兼写了形、影、光、色、动、静。更妙的是，诗人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意象，都是蜀地特有的风光、景物、传说，用它们来描状蜀国弦声，更显得丝丝入扣，从而精确地传达出蜀国弦声独特的韵味。《蜀国弦》又不同于李贺描写音乐的另外两首名作《李凭箜篌引》和《听颖师弹琴》。那两首诗在意象的光怪陆离和意境的诡幻斑烂方面胜于《蜀国弦》，但它们都在诗中点明了演奏者、演奏的乐器，甚至写出乐器的形质；《蜀国弦》除标题外，篇中无一字提及弦，亦自有其含蓄蕴藉、诱人寻味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