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赞美京都繁华,歌颂太平盛世的词篇。上片集中描写京城汴京的繁荣景象,歌颂帝王圣明,朝野多欢,举国上下,歌舞升平。下片写词人自己的身世,回忆当年,恣意狂荡,今天旧地重游,睹万物生情,寻找过去的踪迹,却没有见到熟知的歌女,不觉茫然。这首词作者感叹自己仕途无定,像过去那种饮酒作歌的情怀也已经不存在了。这首词用白描铺叙,以喜衬忧,以乐写哀的反衬手法,两相对比,突出了作者的落寞。
上阙中的第三韵“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三个四字句是上片叙写的中心,整个上片都在说作为“皇家” “帝居”之京城的“壮丽”、“熙盛”、“宝运”。此前之第一、二韵一短一长两句,是以无垠的天宇漫起的“祥烟”为京城布设一个祥瑞的气氛,紧扣“宝运”;此后数句则从环境与人事两个方面进行铺叙:“居门”一韵三句写王宫,紧扣“壮丽”;“太平时”两韵四句写帝都生活,紧扣“熙盛”。描写都市繁华与城市生活本是柳永的“强项”,此首上片又一次尽展此长。“居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他以清朗白昼中的“居门”,显示皇宫的气派;他以阳光照耀下的“觚棱”,显示皇宫的富丽;他以直冲天际的“双阙”显示皇宫的巍峨。寥寥十二个字,写尽了“帝居”的壮丽。
接下来“太平时”三字是从环境向人事的过渡,因了这“太平时”,“朝野”才得以“多欢”,不露痕迹地表露出歌功颂圣之意。底下的结拍一韵三句,就是对“多欢”的具体叙写了——“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街市繁荣,用视觉感受“锦”、嗅觉感受“香”作具体修饰;歌吹高扬悦耳,用“钧天”显气势,歌妓舞女美艳绝伦,用仙境仙子作比况。这些词人仍觉不够,所以“锦街香陌”之上缀以“遍”字,领起这三个四字句。这一切,真是写尽了“皇家”都城的“熙盛”。这一番笔墨,在宋代其他词人的作品中是很难觅得的。
下阙换头“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概括词人早年在京城的放荡生活,“狂游”二字似随手而书,但一个活生生的风流浪子形象呼之欲出。接着“再睹更精妍”一句,仅一个“再”字,明点出自已是旧地重游,因而也就埋下了今昔感怀的伏线:京城而今是“更精妍”了,而篇末最后四字——“不似当年”——一语道出词人如今的境遇已绝非昔日了。
所以下阙自第二韵始,都是层层铺写自己的“不似当年,“傍柳阴”一韵三句写自然美景“柳阴”、“花径”如昔,自己虽“傍”之而行,觅之多有,但是“空恁蝉辔垂鞭”,游兴淡漠,即使停马驻足也是枉然。这是“不似当年”之一。“乐游雅戏”“平康艳质”是玩赏地、冶游处,但接下来“应也依然”一个推测句,可知词人这时连“傍”、 “寻”的兴致都没有了。这是“不似当年”之二。昔日,柳永引许多下层歌妓为知己,如今却不思再去亲近她们,“仗何人、多谢婵娟”,想着仰仗旁人向“婵娟”表示谢罪之意。这是“不似当年”之三,且是已深入到具体的人物身上了。于是词的最后一韵,词人用充满人情人性的话语向这些美艳的少女们表示歉意:自己因“宦途踪迹”而年老气衰,而“歌酒情怀”“不似当年”了。词人把自己内心情愫的表白通过一个“道”字,化作了对美人的致歉语,情致更为委婉曲折,在一句看似家常的话语中,包含了词人难以言述的内心伤痛。
诗歌首联从景物描写入手,将触觉与视觉相结合,描绘出一幅和煦宜人的春日图景。风和日暖,黄鹂进村,好一幅优美和谐、闲适安宁的画卷。
颔联运用两个典故。“潘子县”中的“潘子”,指潘岳。据晋潘岳《闲居赋》载,潘岳曾为河阳令,于县中满种桃李,后因以“潘花”为典,形容花美,或称赞官吏勤于政事,善于治理。“陶摇门”中的陶摇,一般的说法指东晋的陶渊明。晋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渊明曾为彭泽县令,归隐之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陶潜柳、陶家柳、陶摇柳、彭泽柳、陶令柳、先生柳、门前五柳、陶宅五株、五株柳”等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花明潘子县,柳暗陶摇门”,描写出陶处士居所的优美环境,以环境的清新幽雅烘托出人物的雅趣与闲情。
“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一联中的“摇”“带”两字用的十分生动,岑参在写景诗的诗句中总是使用一些奇巧的字来增加对景物的修饰,使诗句具有更风韵的艺术感官,这里用奇巧的动词将两个景物联系起来,使之具有明晰的层次感,将生机注入景物中,营造出一种奇趣。写出陶处士服药养生、持杆垂钓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情形,塑造了一个闲适洒脱、自得其乐的陶处士形象。
尾联在前三联写景状物的基础上,以问句来引人思考,南桥驾车马的人,为什么苦苦喧喧,奔波着追逐名与利呢?与“南桥车马客”往来奔走相对比,写出陶处士远离尘嚣的安宁心境。表达作者对陶处士生活态度的认同。 这首诗语言清新质朴,风格近于田园诗,与作者为人熟知的边塞诗风差别较大。他的语言风格是以通俗浅近的口语、俊秀挺拔的笔调为基础的,通过奇特的想象表现富有传奇色彩或童话般的生活而锤炼出来的,类似李清照词那样“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