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中，孟子先以天上雨水比喻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喻民心，相互关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既为人熟知又让人深感贴切，这不仅鲜明地表明了孟子的观点，还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山人劝酒》是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编此诗入《奉曲歌辞》。诗咏商山四皓健拔如苍松，落拓不羁，仙风道骨，青春不老，春风和煦向他送暖，蝴蝶翩翩为之起舞。作品着重称颂四皓“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的高洁之志。尤其赞誉其以隐士的身份出山辅佐太子，安定了汉朝储皇之位。尔后功成身退，复归商山，毫不系情于官禄爵们，其高风亮节直可追步上古高士巢父、许由。这正符合李白一向所追求的“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园”的理想，所以在本篇对四皓表达了极高的敬慕之情。这和李白其他诗篇颂扬“千古高风”的鲁仲连、安期生等功成身退的名士一样，不过是以咏叹古人来抒写诗人自己的襟抱而已。其他评家以为本篇借四皓佐太子事来影射玄宗朝时事，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全诗可分为三段。“龙虎争”以上为第一段。写商山四皓的仪表风度及节操。“羽翼成”以上为第二段。写商山四皓力回高祖心意，稳固刘盈太子地位的成就。最后六句为第三段。用形象赞颂商山四皓归来的豪壮气概。情若白云，气若嵩岳，楷模巢、由，举觞浩歌。此诗表达“功成身退”的志向，亦是诗人李白一生的追求。
这首诗题目是“官街鼓”，主旨却在惊痛时光的流逝。时间，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可是诗人刻画了官街鼓的鼓声这一艺术形象，把无形变成了有形，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使读者感触到了时光这一无限存在的事物。官街鼓是时间的象征，那贯穿始终的鼓点，正像是时光永不留驻的脚步声。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幅离奇的画面：宏观宇宙，日月跳丸，循环不已；画外传来咚咚不绝的鼓声。这样的描述，既夸张，又富于奇特的想象。一、二句描述鼓声，展示了日月不停运转的惊人图景；三、四句转入人间图景的描绘：宫墙内，春天的柳枝刚由枯转荣，吐出鹅黄的嫩芽，宫中却传出美人死去的消息。这样，官街鼓给读者的印象就十分惊心动魄了。它正是“月寒日暖煎人寿”的“飞光”的形象的体现。第五、六句用对比手法再写鼓声：千年人事灰飞烟灭，就像是被鼓点“磓碎”，而“日长白”——宇宙却永恒存在。可秦皇汉武再也听不到鼓声了，与永恒的时光比较，他们的生命十分短促可悲。这里专提“孝武（即汉武帝）秦皇”，是因为这两位皇帝都曾追求长生，然而他们未遂心愿，不免在鼓声中消灭。值得玩味的是，官街鼓乃唐制，本不关秦汉，“孝武秦皇”当然“听不得”，而诗中却把鼓声写成自古已有，而且永不消逝，秦皇汉武一度听过，只是诗人不能再听。可见诗人的用心，并非在讴咏官街鼓本身，而是着眼于这个艺术形象所象征的事物——那永恒的时光、不停的逝去。七、八两句分咏人生和官街鼓，再一次对比：尽管人“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日趋衰老；然而官街鼓永远不老，只有它“独共南山守中国”。这两句因省略较多，曾引起纷歧的解说。但仔细玩味，它们是分咏两个对立面。“君”字是泛指世人，可以包含“孝武秦皇”，却不一定是专指二帝。通过两次对比，进一步突出了人生有限与时间无限的矛盾的不可克服。诗写到这里，意思似乎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但诗人并没有就此搁笔，最后两句突发异想：天上的神仙也不免一死，不死的只有官街鼓。它的鼓声与漏声相继不断万古长存。这里仍用对比，却不再用人生与鼓声比，而以神仙与鼓声比：天上神仙已死去几回而隆隆鼓声却始终如一，连世人希羡的神仙寿命与鼓声比较也是这样短促可悲，那么人生的短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一篇之中总共包含三层意思。最后神仙难逃一死的想象不但翻空出奇，而且闪烁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的深沉慨叹和真知灼见。
《官街鼓》反复地、淋漓尽致地刻画和渲染生命有限、时光无限的矛盾，有人认为意在批判神仙之说。这种评价是很局限的。从诗人李贺生平及其全部诗歌看，他慨叹人生短促、时光易逝，其中应含有“志士惜日短”的成分。他怀才不遇，眼看生命虚掷，对此特别敏感，特别痛心。此诗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通过异常活跃的想象，对抽象的时间和报时的鼓点发生联想，巧妙地创造出“官街鼓”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赋无形以有形，化无声为有声，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形象的画面，在强烈的审美活动中深深体味到诗人的思想感情。
文天祥此词起势颇为雄壮。起首四句以不凡的气势写出天地乾坤的辽阔，英雄豪杰决不会低头屈服，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像蛟龙出池，腾飞云间。“乾坤能大”，“能”，同恁，如许、这样之意。虽身陷囚笼，但壮士未更，深信人民反抗意志并没消沉，光复大业终会来临。“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出自《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写出自己信心，还与友人共勉。期冀他早脱牢笼，再干一番宏图伟业。“风雨”二句借写眼前景象，烘托囚徒的凄苦生活，抒发沉痛情怀，民族浩劫，所到之处皆已江山易手，长夜难寐，令人愁肠百结。他感叹自己身陷牢笼，无法收拾河山，重振乾坤。“横槊”五句，笔锋一转，虽然像曹操横槊题诗气吞万里，王粲登楼作赋风流千古的人物都已逝去，但眼前滚滚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阔气势，却使他重振精神，他相信，肯定有英雄继起，完成复国大业，词人情绪由悲转壮，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
下片言别。“堪笑”三句嘲笑自己和邓剡身不由己，随秋风流落在秦淮河畔，既点明时间、地点，又写出自己身陷囹圄的悲哀。宋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出使元营，因痛斥敌帅伯颜，被拘押至镇江，伺机脱逃，在淮水之间和敌骑数次相遇，历尽艰难才得南归。这次，又抵金陵一带，故称“重来淮水”。“镜里”二句以自己矢志不渝、坚贞不屈的决心回答邓剡赠词中坚持操守的勉励。“去去”三句，写他设想此去北国，在沙漠中依依回首中原的情景。收尾两句，更表达了词人的一腔忠愤：即使为国捐躯，也要化作杜鹃归来，生为民族奋斗，死后魂依故国，他把自己的赤子之心和满腔血泪都凝聚在这结句之中。
此词作于被俘北解途中，不仅没有绝望、悲哀的叹息，反而表现了激昂慷慨的气概，忠义之气，凛然纸上，炽热的爱国情怀，令人肃然起敬。文天祥的词是宋词最后的光辉。在词坛充满哀叹和悲观气氛的时候，他的词宛如沉沉夜幕中的一道闪电和一声惊雷，让人们在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之光。此词欢畅淋漓，不假修饰，无齐蓬之痕，绝无无病呻吟之态，直抒胸臆，苍凉悲壮。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文天祥用生命和鲜血为“燃料”照亮了宋末词坛，可谓当时词坛中一颗耀眼的星辰，给人们留下了无比壮烈和崇高的最后印象。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