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第一节首二句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写微子朝周时所乘的是白色之马。因宋为先代之后，于周为客，故不以臣礼待之，如古史所称舜受尧禅，待尧子丹朱以宾礼，称为“虞宾”，用意相同。殷人尚白，微子来朝乘白色之马，这也是不忘其先代的表现，这一细节，说明在周代受封之宋国，还能保持殷代制度，故微子来朝助祭于祖庙，谓之“周宾”可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写微子来朝时，随从之众。这两句表明微子来朝时，其众多随从都是经过选择的品德无瑕的人。这一小节写得很庄重，写客人之来，从乘马、随从等具体情节来表现，以示客至之欢欣，可谓得体。
第二小节四句，写客人的停留。“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叠用“宿宿信信”，表示住了好几天。客人停留多日，可见主人待客甚厚，礼遇甚隆。“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表明主人多方殷殷留客。这两句写留客之意甚坚，甚至想用绳索拴住客人的马。这和后来汉代陈遵留客，把客人的车辖投入井中的用意，极为相似。把客人的马用绳索拴住，不让他走，用笔之妙也恰到好处。
最后一小节四句写客人临去，主人为之饯行。其诗曰：“薄言追之，左右绥之。”在饯行的过程中，周王的左右群臣，也参加慰送，可见礼仪周到。下二句云：“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言微子朝周，既已受到大德的厚待，上天所降给他的福祉，也必然更大，以此作颂歌的结语，既以表示周代对殷商后裔的宽宏，亦以勉慰微子，安于“虞宾”之位，将来必能得到更多的礼遇也。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这首小诗是写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一首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张籍在兄弟辈中排行十八，故称张十八。诗的风格清新自然，简直是口语化的。看似平淡，实则是绝不平淡的。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原来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首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造句清新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紧承首句，写草沾雨后的景色。以远看似有 ，近看却无 ，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可与王维的“青霭入看无”、“山色有无中”相媲美。
第三、四句对初春景色大加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两句意思是说：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写春景的诗，在唐诗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心裁。前两句体察景物之精细已经令人称赞，后两句如骑兵骤至更在人意料之外。
这首小诗，诗人只运用简朴的文字 ，就常见的“小雨”和“草色”，描绘出了早春的独特景色。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全篇中绝妙佳句便是那“草色遥看近却无”了。早春二月，在北方，当树梢上、屋檐下都还挂着冰凌儿的时候，春天连影儿也看不见。但若是下过一番小雨后，第二天，春天就来了。雨脚儿轻轻地走过大地，留下了春的印记，那就是最初的春草芽儿冒出来了，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仿佛有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早春的草色。看着它，人们心里顿时充满欣欣然的生意。可是当人们带着无限喜悦之情走近去看个仔细，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极为纤细的芽，却反而看不清什么颜色了。诗人像一位高明的水墨画家，挥洒着他饱蘸水分的妙笔，隐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远远望去，再像也没有，可走近了，反倒看不出。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
这设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上的纤细小雨。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层朦胧美。而小雨又滋润如酥。酥就是奶油。受了这样的滋润，那草色自然是新的；又有这样的背景来衬托，那草色自然也美了。
在最后，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因为，“遥看近却无”的草色，是早春时节特有的，它柔嫩饱含水分，象征着大地春回、万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烟柳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浓重，反倒不那么惹人喜爱了。像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
“物以稀为贵”，早春时节的春草之色也是很娇贵的。“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韩愈《春雪》）。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这一些轻淡的绿，是当时大地唯一的装饰；可是到了晚春则“草树知春不久归”（韩愈《晚春》），这时哪怕柳条儿绿得再好，人们也无心看，因为已缺乏那一种新鲜感。
所以，诗人就在第三句转折时提醒说：“最是一年春好处。”一年之际在于春，而春天的最好处却又在早春。
这首诗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既咏早春，又能摄早春之魂，给人以无穷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