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寓含有怀古感今的浓浓深情，语言极为明快，堪称邓剡现存的词中的一篇佳作。
词的上片，“疏雨洗天清，枕簟凉生。井桐一叶做秋声”。暑退寒来之节气替代，说出盛极而衰的人生哲理。宋室覆亡，故国不在，如瑟瑟寒秋，令人心灰神懒。“疏雨洗天清”，然而天清世不清，能奈其何。室内枕席生凉，是实写秋天到来天气生凉，气候更替，室外井桐落叶，既是报秋，又勾起词人对自己身世的感叹。给全词的气氛作了烘托，深含怀古的幽幽情感。“谁念客身轻似叶，千里飘零？”叶随风飘，说明个人命运的不可把握，也表明作者对邦国沦亡悲哀之情。“千里”是概括在广东被俘到建康的旅程。
词的下片，“梦断古台城。月淡潮平。”无限哀思难以排解。邓剡把它带到梦乡，醒来却发觉古台城上梦凄凉。词人的心境本来就很哀伤，但醒来见月色暗淡，海潮泛起，禁不住自己也心潮澎湃，心里更加凄怆。梦醒之后，只能去“便须携酒访新亭”。王导在当年的新亭会上，还主张“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但词人和文天祥都做了俘虏，宋王朝已彻底亡矣。“不见当时王谢宅，烟草青青。”邓剡对世事无常、朝代兴亡的感慨，因为真实的遭遇而显得格外深沉，结句移情入景，寓激于婉，凄苦的亡国之音，袅袅不绝。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绿水环绕，清幽静雅的画面。这幅画面是由小桥、曲水、村落、岸阁、绿萍、荷花、人家、院门等景物，有机组合构成的。
“桥西一曲水通村”，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特有的景色，同时也自远渐近，显现出范成大别墅的方位。湖上烟波浩渺，湖岸林荫繁茂，湖水和溪流相接的岸边滞留着浮萍那绿色的痕迹，作者正是凭借这一点来找到通向村落的道路。这种情形如同武陵渔人发现水上漂流的桃花而寻到桃花源一样，主人所住的地方正是一个深邃的所在。
“岸阁浮萍绿有痕”，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声名早已被风吹散，让水涤尽；不变的是那岸边的楼阁亭榭，水中的浮萍野鸭，还有那推不开的满眼满怀的绿。即使这一切都已失落，“信脚自能知旧路”，那双在这山青绿水之间走过千百遍的脚，也是识得路的。
“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处别开门。”“石湖”，就如陶潜的桃花源。它既是指范成大实在的石湖别墅，更指范成大的精神家园，是其历尽世事后的疲惫身心的修养之所，但是，是“不足为外人道”的，外人亦无迹可寻，只有他的知己姜白石寻“痕”而来，穿过“藕花”深处，深扣门扉，吱呀一声，别有洞天，原来门是虚掩着的。同道中人自是轻车熟路，如回家一样，而那趋炎附势的俗人，纵然踏破铁鞋也不得其门而入。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姜白石这样清俊雅洁的人才能悟得。
第三句写范成大的别墅远离尘世的喧嚣，实际上也是对主人品格的称颂。范成大以廊庙之才，归隐江湖之上。他在朝时，希望能为恢复中原而竭智尽忠，但不得孝宗的信任，御史便挟私憾攻击，于是他落职退隐江湖。他视富贵如浮云，惟恐再染尘世的污秽，所以“家在石湖人不到”。这里的“人”便是指那些趋炎附势的世俗之人。主人能做到“人不到”，足见他的操守之高。因而他能在退隐中怡然自乐，沉醉于自然美景中。“藕花多处别开门”，专开门户在荷花繁盛的地方，体现了主人高雅的志趣。把门开在荷花繁盛之处，既是对同道中人的迎接，也是对利禄之徒的婉言谢绝。石湖仙的深意，也只有情俊雅洁的人能悟得。
三四两句，写景实即写人，此诗赞誉石湖美景，赞扬了主人非同一般的品格和情趣。有人说第三句中的的“人”是指趋炎附势的人，这些人在范氏去职归隐后不再与他来往，范氏却不以为意，反而享受田园之乐，这与作者终生不仕的人生态度相契合。但有的人不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人“只是泛指，无人相烦正是幽静的要素，不是写范氏失势后的世态炎凉。
这是杜甫写给其好友元逸人（元丹丘，隐道士）的诗，前几句用典终南山东蒙峰和《抱朴子》、《神仙传》、《述异记》等典籍中的意象，描述玄都坛的景色，赞扬元逸人的修行；末四句称其道行之高，超尘脱俗，服芝草琅玕等仙家之食，居在高垂铁锁的仙人之居，处于福地逍遥自得。
全诗自始至终围绕隐士元逸人居处着笔，全文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独在阴精结茅屋”。巍巍的秦岭子午谷精上，孤零零地立着一间用茅草结成的小屋。这就是诗主人翁、隐士元逸人的住房。其特点是“孤”与“陋”。离群索居，一茅屋，一箪食，一瓢饮，隐士生活之情态毕露。
第二部分：玄都坛景。青石松风寒，子规夜啼欲裂竹，王母画下云旗翻。这里离人寰远了，尽管“青石漠漠常风寒" ，但离仙境近了；还有彻夜子规啼，感动得山竹都裂了，白昼更有一种叫作王母使者的神鸟从云间翻飞而下，通仙界报消息。相传蜀帝杜宇禅位隐入西山后，他的灵魂化成杜鹃（子规），而王母更是道徒们崇信的神仙。这是最精彩的镜头，有声有色，动静结合，景中寓情，恰到好处地折射出隐士凄清的心境和高蹈遁世的怀抱。
第三部分：芝草琅玕日长，精边铁锁高垂。子午谷凄清的境遇，并不改元逸人隐遁的矢志。他抱道高栖，超然物外。日种芝草琅玕，以为仙家之食；铁锁百丈，凡人终不敢高攀。置身福地，何等萧爽，何等自得！隐之旨趣昭然。
全诗三个镜头浑然一体，格调凄清、沉郁，仍不失诗人的艺术风格。有人说这首诗“寄托了诗人的追慕”，笔者以为，根据全诗及最后四句“知君此计成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萧爽”的诗意，诗人对元逸人的信道求仙行为表面上看是歌颂，实质是表示怀疑。高危、清寒、凄孤是实，山竹裂、王母鸟传递仙音是假，芝草琅玕也是虚无之事；高不可攀是真，“福地" 、“萧爽”也是假。所以有美中带刺的意味，劝他不如早点回来。
纳兰的词中有一部分爱情词很朦胧，又无本事可寻，所以很难确定其所指。这首词便是这样。从词里所描写的情景来看，很像是对一位情人的深深怀念。通篇表达了一种百无聊赖的意绪。此阕《采桑子》无一字绮词艳语，而当中哀艳凄婉处又动人心魄，明说是“瘦尽灯花又一宵”，然而憔悴零落的又也止是灯花而已？不是不知也事萦怀抱，而是知道也无能为力。解得开的就不叫心结，放得下的又怎会今生今世意难平？纳兰容若这样深情的男子，哀伤如雪花，漫天飞舞不加节制，悼亡之作苏子之后有纳兰，可是容若之后谁还能做悼亡的凄凉曲？嫁了这样的男人不要想着白头到老，因为情深天也妒，注定要及早谢幕留爱情佳话来让人怀念。
上阕侧重写景，刻画了萧萧雨夜，孤灯无眠，耳听着风声、雨声和着凄凉乐曲声的氛围与寂寞难耐的心情；
下阕侧重写不眠之夜，孤苦无聊的苦情。词情凄惋徘恻，哀怨动人。下阕紧承上片“瘦尽灯花又一宵”，扣住彻夜未眠，进一步诉说自己百无聊赖的心绪：“不知也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不知道也事萦绕心怀？清醒时意兴阑珊；沉醉也难掩愁情。无论是清醒或是沉醉，那个人始终忘不掉。
晏小山《鹧鸪天》词有“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句，不知是也因缘，连一贯严谨的理学家程颐都拜倒其冶艳之下，极之赞许。容若此处更翻小山语意：“梦也也曾到谢桥？”纵能入梦，就真能如愿到访谢桥，与伊人重聚吗？相较于小山的梦魂自由不羁能踏杨花与伊人欢会的洒然，容若的孤苦凄凉斑然若现，以此句结全篇，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整首词以清婉笔调写相思，相思也仿佛临风而动，萦人怀抱。风也萧萧，雨过天晴也萧萧，醒也无聊，醉也无聊，又是凄凉又是缠绵，并非雕琢之语。灯光瘦尽亦是人神伤消瘦，一字镂尽风神，尽得其妙。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