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上片，首起三句“绿云影里，把明霞织就，千重文绣”，总写海棠花叶之美。从宜雨亭上望去，但见海棠枝叶繁茂，如绿云铺地，一片清影。而在这绿云影里，红花盛开，明丽如霞，有如绿线红丝织成的千重文绣。在这三句中，词人连用三个比喻，濡染出红花绿叶交相辉映的秀美景色。“绿云”喻写其枝叶之密，绿阴之浓，点出干叶海棠枝叶茂盛的特征。“明霞”二字，极喻海棠花红艳之色。“文绣”则形容花叶色彩之美。前面加上“千重”二字，又描绘出绿叶红花重重叠叠，色彩斑斓的画面。同时，绿云与明霞，又是明暗的对比，实写与虚想结合，立意构思，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接下去的两句，“紫腻红娇扶不起，好是未开时候”，写海棠花娇嫩之态。因花开有迟早之分，故色泽有深浅之别。深者紫而含光，浅者红而娇艳。后面以“扶不起”三字承接，便生动地描绘出海棠花娇而无力的情态。“好是未开时候”，是由郑谷《海棠》诗的“娇娆全在欲开时”变化而来。诗人赏花，全在情趣二字，张鎡和郑谷都爱欲开未开的海棠花，是因为那深红的蓓蕾，在青枝绿叶的映衬中显得格外娇美。它蕴藉含蓄，内孕生机，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青春活力，最易引发人们美好的情思。宜雨亭上，海棠丛里，面对着那含苞欲放的娇花新蕾，愈看愈美，于是再就“好是未开时候”的“好”字刻意描绘，写出了“半怯春寒，半宜晴色，养得胭脂透”，具体而细腻地形容出海棠花欲开未开时的特殊美感。那点点蓓蕾，一半因春寒而不肯芳心轻吐，一半因映晴色而展露秀容，羞怯娇嫩，直养得蕾尖红透，艳丽动人。当此际，词人完全沉浸在美的追索中。为花的幽姿秀色而陶醉。“小亭人静，嫩莺啼破清昼”两句，笔波一折，转得好也收得好，而且一转即收，恰到好处。一声早莺的啼鸣，打破了清昼的寂静，也唤醒了词人的沉思，极富摇荡灵动之感。上片亭中观花的词情至此辞尽意尽，歇拍自然，从而为下片另辟词境作好了过渡。
下片由写花转而写人。换头以“犹记”逆入。连写五句，记昔日与情人赏花情景。前三句“犹记携手芳阴，一枝斜戴，娇艳双波秀”，回忆芳阴下携手同游，她鬓边斜插着一枝红艳的海棠花，双眸明秀，秋波含情。后两句“小语轻怜花总见，争得似花长久”，写两人在花前小语，轻怜密爱，此情当日，花总也得为见证吧。如今花开依旧，而情人不见，深觉情缘之事，“争（怎）得似花长久”！这是词人的感伤，一句又转回现在。词人独自赏花。小亭浅酌，观眼前景，想心头事，流连徘徊，不愿归去。因此吟唱出“醉浅休归，夜深同睡，明日还相守”。在酒意微醺的朦胧醉境中，思人恋花，情意绵绵，暗中叮咛自己休要归去，今夜与花同睡，明日与花相守，日日夜夜与花作伴。苏轼《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夜深”句，字面用苏诗，而又自立主意。“同睡”，连下句言相伴守而睡。这几句写得缠绵悱恻，婉曲细腻，对花无限眷恋的深情尽皆倾吐出来。末两句，“免教春去，断肠空叹诗瘦”，紧承上三句写出。诉说他所以与花相守，形影不离，乃在于深恐韶光倏逝，花与春同去。这样就在爱花情中又加上惜春之情，感情分量更重，词意也随之打进了一层。意谓若教春去，就要为之断肠，就要作诗遣怀，就要因诗而瘦。“诗瘦”本于李白戏赠杜甫诗：“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见唐孟綮《本事诗·高逸》）这两句机杼自出，翻出新意，技巧亦高，深刻地揭示了一位词人不负韶光的心理活动。读来真挚恳切，直语感人。
首句“客心愁日暮”，起调平稳，而包笼颇大。诗人作客他乡，愁思满腹，虽归心似箭，然归期难卜，唯有在江边目断归舟，留连徘徊而已。时已黄昏，烟霭四起，在山间弥漫，将树色吞没。面对如此景象，使人不能不产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的慨叹。是以“客心”一句，实使“山烟”一句不呼自来，所谓因情生景是也。但是，诗人眼前虽不得归，归期却未必无望，所以他的内心，也不尽是悲凉。“山烟”一句色调太暗沉，于是“江水映霞晖”，诗意又振起。黄昏的江面，放眼四顾，没有比那翻光倒影、绚烂多彩的晚霞，更引人注意了。这晚霞一及江面，一江流动着的，便似乎不是水，而是万匹锦绣。这一句色调明丽鲜亮，正是诗人心中希望的象征。“独鹤”二句的两两相对，机杼又与上二句相同。独鹤凌空，形单影只，则使人生一身飘泊之悲；双凫出浪，相亲相近，则使人生夫妇相聚、举家团圆的向往。不过，这二句与上二句对比手法虽同，但笔致一阔大、一灵动，其趣亦不相同，而分别可喜可玩。诗最后以离乡千里，天寒无衣，凄然作结，回应到首句，则全诗成一浑然整体矣。
这首诗，写景流丽，言情婉转，不作艳词丽句，能以本色见佳。尤其是其中间四句，对仗精切，音调谐婉，缀句连篇，宛如唐律，是全诗最胜之处。即此一斑，亦可知老杜“苦学阴何”之语，实非虚谈，若何逊之诗，真有可学之处。
这是许浑在宣城送别友人后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前后两联分别由两个不同时间和色调的场景组成。前联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联以风雨凄其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笔法富于变化。而一、三两句分别点出舟发与人远，二、四两句纯用景物烘托渲染，则又异中有同，使全篇在变化中显出统一。
“劳歌一曲解行舟”句写友人乘舟离去。古代有唱歌送行的习俗。“劳歌”，原本指在劳劳亭（旧址在今南京市南面，也是一个著名的送别之地）送客时唱的歌，后来遂成为送别歌的代称。劳歌一曲，缆解舟行，从送别者眼中写出一种匆遽而无奈的情景气氛。
“红叶青山水急流”句写友人乘舟出发后所见江上景色。时值深秋，两岸青山，霜林尽染，满目红叶丹枫，映衬着一江碧绿的秋水，显得色彩格外鲜艳。这明丽之景乍看似与别离之情不大协调，实际上前者恰恰是对后者的有力反衬。景色越美，越显出欢聚的可恋，别离的难堪，大好秋光反倒成为添愁增恨的因素了。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借美好的春色反衬别离之悲，与此同一机杼。这也正是王夫之所揭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的艺术辩证法。
这一句并没有直接写到友人的行舟。但通过“水急流”的刻画，舟行的迅疾读者可以想见，诗人目送行舟穿行于夹岸青山红叶的江面上的情景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急”字暗透出送行者“流水何太急”的心理状态，也使整个诗句所表现的意境带有一点逼仄忧伤、骚屑不宁的意味。这和诗人当时那种并不和谐安闲的心境是相一致的。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句则是表明诗的前后联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朋友乘舟走远后，诗人并没有离开送别的谢亭，而是在原地小憩了一会。别前喝了点酒，微有醉意，朋友走后，心绪不佳，竟不胜酒力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薄暮时分。天色变了，下起了雨，四望一片迷蒙。眼前的江面，两岸的青山红叶都已经笼罩在蒙蒙雨雾和沉沉暮色之中。而朋友的船，此刻更不知道随着急流驶到云山雾嶂之外的什么地方去了。暮色的苍茫黯淡，风雨的迷蒙凄清，酒醒后的朦胧，追忆别时情景所感到的怅惘空虚，使诗人此刻的情怀特别凄黯孤寂，感到无法承受这种环境气氛的包围，于是默默无言地独自从风雨笼罩的西楼上走了下来。（西楼即指送别的谢亭，古代诗词中“南浦”、“西楼”都常指送别之处。）
第三句极写别后酒醒的怅惘空寂，第四句却并不接着直抒离愁，而是宕开写景。但由于这景物所特具的凄黯迷茫色彩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正相契合，因此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萧瑟凄清情怀。这样借景寓情，以景结情，比起直抒别情的难堪来，不但更富含蕴，更有感染力，而且使结尾别具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韵。
此诗主要表达了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惆怅。前二句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二句以风雨凄凄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以描写景色作为反衬的手法表达情感，笔法富于变化。
《酌》是《大武》五成的歌诗，《毛诗序》云：“《酌》，告成《大武》也。”（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可参看《周颂·我将》一篇的鉴赏文字）《大武》五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平定东南叛乱回镐京以后，成王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的史实。当时天下虽然稳定，但仍不能令人放心，所以成王任命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周公负责镇守东南、召公镇守西北，即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鲁颂·閟宫》）。楚先祖熊绎此时受封于丹阳（今秭归附近），为子爵，盖亦有协助镇守江南的用意。就《酌》诗的内容而言，前五句是成王歌颂王师的战绩，并对统兵出征的统帅表示感激之情，也就是感激和歌颂周公。后三句是成王任命周公、召公分职而治天下。当然，这时仍是周公摄政，但任命之事则不能不以成王的名义，告庙仪式的主人公也不能不是成王。故该诗的主人公表面上是成王，而实际上还是周公。《酌》向来多被认为是周公的乐舞（如郑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也可证实这一点。前人或以为此诗是颂武王伐殷的，但武王并无“周公左召公右”的任命，而且诗中的“晦”也是泛指，不一定特指殷纣王。故不从。诗名为“酌”，《毛序》以为是“斟酌”之意（即“斟酌文武之道”），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恐不妥。“酌”亦可作汋、彴、勺等，就是以勺舀酒灌祭祖先神灵，说明该诗是灌祭祖先时所唱的歌。以歌诗而言则曰《酌》，以乐舞而言则曰《勺》，《仪礼》、《礼记》皆言舞《勺》，《勺》即《酌》。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礼记》）《内则》曰：‘十三舞《勺》。’又：‘成童舞《勺》舞《象》。’……《勺》为武舞，其诗为《酌》之章。按诗歌之节以为舞，列为学校普通教科，故曰成童则舞《勺》舞《象》。”可见《酌》作为乐舞，在当时是与《象》舞一样颇具代表性的。它可以作为《大武》的一成与其他五成合起来表演，就像现代舞剧中的一场，也可以单独表演。具体的舞蹈动作，参见《周颂·我将》一篇对《大武》的全面介绍。
此诗文句古奥，今人读来多不解其妙。若拈出孙鑛“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原为《孙子》中语）的评语以为启发，恐怕读者对其前半部分弦乐柔板般的从容与后半部分铜管乐进行曲般的激昂就会有一定的感悟。欣赏《颂》诗，所当留意之处，就在这如斑驳的古鼎彝纹饰的字句后所涵蕴的文化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