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感旧,写一歌妓独处深闺的怨恨和相思。第一、二句写歌妓自我申辩,承担不起绣有鸳鸯花纹的衣裳。歌妓这些感情的困扰,压抑的痛苦,是负心郎对歌妓的偏见造成的,表达了词人对人性不平等的悲观,“莫怪”,“不胜”都强烈地反映了女性的抗争。第三、四、五句写歌妓对负心郎行为的披露。在“垂杨系马”处,负心郎依旧 “游冶”、“轻狂”。“薄幸”是披露负心郎薄情,“游冶”是披露负心郎寻欢作乐。“贪”是披露负心郎追求声色,“态轻狂”是披露负心郎放纵轻浮。词人点明这些披露,为的是追求女性平等,追求社会心理平衡。这种主张不向男性妥协而奋心抗争,是词人为女性追求人性平等、推动社会进步的表现。
下片写伤今,写歌妓被冷落后的遭遇、抗争与矛盾心态。前三句描绘歌妓被冷落后的遭遇。“花谢”、“絮飞”、“春又尽”,不仅点明了他们分手的时间,而且点明了他们情爱已经到了尽头。令人痛恨的是,情感又陷人“断弦”、“尘管”、“啼妆”之中,令歌妓流泪怨愁。这是控诉和反抗,是女性可贵的觉醒。最后发出自信的呼唤,不信以往的道路走错了,坚信自己看准的道路要走下去。然而,歌妓终于从痛苦中发现,夫妻关系的失败会导致人生全盘皆输,歌妓又不得不向负心郎妥协,压抑着自己的人性平等、人格尊严。“怕见”负心郎“动于颜色”,还把希望寄托于张生与莺莺式的“不为傍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的良心发现。这种抗争、矛盾、妥协与良心发现,反映了歌妓的也是词人的思想局限性。
全词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叙述了一位被丈夫冷落的歌妓为了人性平等而抗争的故事。这是中国歌妓在宋代社会追求人身自由与尊严解放的一位杰出代表。该词的意义就在于向世人呼吁,追求女性平等与女性尊严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旋律,必须长久地演奏下去。
开头两句用“院落”、“池塘”写女主人的生活环境,而这环境的特点是“深沉”与“寂静”,一上来就透露了境中人的孤单与寂寞。第三句由“院落”、“池塘”写到“帘钩”,这正如电影镜头的推移,且的是让读者亲自巡视一下主人公的生活天地,从而加深空阔、冷清的感受。一般人喜欢用“帘幕低垂”写孤寂,这固然不错,但往往需要上下文的配合,否则,美满的家庭也能庭院深深、帘幕沉沉。也许洪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他又不愿意在上下文中点明主人公的哀乐,于是别出心裁,炼出“帘钩卷上梨花影”一句。如果帘钩卷上只有“梨花影”前来作伴的生活,那就太空虚和寂寞。以上三句着力渲染了环境。
她在弹筝:“宝筝拈得雁难寻”,她在出神地望着烧尽的上香:“上香消尽山空冷”。吕渭老《薄幸》词:“尽无言、闲品秦筝,泪满参差雁。”而这里的女主人公却是“宝筝拈得”而“雁难寻”,连音调也调试不准,有相思而无法于弦上诉说,这就加倍的不堪。眼看着“上香消尽”而懒得去添,以致帷冷屏寒,其难以入睡也可知矣。“山”是画屏上的山,如牛峤《菩萨蛮》所说的“画屏山几重”。这一句所写的情境,《花间集》中颇多见,如欧阳炯《凤楼春》“罗幌香冷粉屏空”,毛熙震《木兰花》“金带冷,画屏幽,宝帐慵熏兰麝薄”,张泌《河传》“锦屏香冷无睡,被头多少泪”,都可作为理解此句的参考。女主人公这一整夜都是在凄凉中度过,那么未来的一天,又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过片的“钗凤”三句写主人公形貌。在痛苦中熬着日子,“钗凤斜鼓”、“鬓蝉不整”、“慵看镜”,便是相思成疾之状的形象反映。《诗经·伯兮》中的句子:“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以及徐斡《室思》里的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这三句正是要表现其无穷的思念。“杜鹃啼月一声声”,表面上只写环境,只是在进一步创造冷清的气氛,因为“杜鹃啼血猿哀鸣”是自然界最凄厉的声音,实际上这里还用催归的杜鹃声表现思妇对行人的期待。前面已经说过,上半阕的结句是在暗示一夜将尽,到下半阕的结句则说“等闲又是三春尽”。
关于此诗,有一个传说故事:杜牧游湖州,识一民间女子,年十余岁。杜牧与其母相约过十年来娶,后十四年,杜牧始出为湖州刺史,女子已嫁人三年,生二子。杜牧感叹其事,故作此诗。这个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此诗以叹花来寄托男女之情,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表现的是诗人在浪漫生活不如意时的一种惆怅懊丧之情。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后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此诗主要用“比”的手法。通篇叙事赋物,即以比情抒怀,用自然界的花开花谢,绿树成阴子满枝,暗喻少女的妙龄已过,结婚生子。但这种比喻不是直露、生硬的,而是若即若离,婉曲含蓄的,即使不知道与此诗有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别无寄托的咏物诗,也是出色的。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又使此诗显得构思新颖巧妙,语意深曲蕴藉,耐人寻味。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