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黎生和安生） 的赠序。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放弃自己的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全文一共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 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 安生“数千言”的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 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予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生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但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的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名都篇》属于乐府《杂曲歌·齐瑟行》歌辞，无古辞。诗写京洛少年斗鸡走马、射猎游戏、饮宴无度的生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以为这是曹植早期的作品，是建安年间他看到洛阳贵游子弟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作，其中甚至有他本人生活的影子。一以为从此诗所写的洛阳少年奢靡豪华的生活来看，不宜出现于建安或黄初年间，因洛阳在汉末经董卓之乱后，破败零落，贵族子弟不可能有如此骄奢淫逸的生活，故此诗宜系于太和年间曹植入京时所作，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考曹植于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所作的《送应氏》中说：“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可见其时的洛阳确实破落不堪，故从后一种说法。
至于此诗的主旨，历来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以为“刺时人骑射之射妙，游骋之乐，而无爱国之心”（《文选》六臣注引张铣语），即以讽谕为主，意在指责京洛少年的生活奢靡而不思报效国家。一说以为“子建自负其才，思树勋业，而为文帝所忌，抑郁不得伸，故感愤赋此”（《古诗赏析》引唐汝谔语），即以少年自况，由此表示心迹。然笔者以为此诗若定于后期所作，则其时曹植已不是裘马轻狂的少年，而其心境也抑郁不欢，故绝无可能以翩翩少年自况；而且从此诗的字里行间来看，诗人对这些贵游子弟实不无微辞，故在介绍此诗时还是取张铣的说法。当然，有人在此诗中看到了曹植本人早年生活的影子，正说明诗人对这种游乐宴饮的熟悉，而且其描绘的手段也是逼真而传神的。如果借一句前人评论汉赋的话来说，便是“劝百而讽一”，虽然诗人的意图在于讥刺和暴露，而给人的印象却似乎在赞美和颂扬。
全诗主要的篇幅都在写京洛少年的游戏与饮宴。开头二句以邯郸、临淄等著名都市的艳丽女乐来陪衬京都洛阳骄奢的游侠少年，以“妖女’引出“少年”，起调即著色浓艳。随后转入对少年形貌的描写，他佩带的宝剑价值千金，所穿的衣服华丽鲜艳，在装束上已可见少年的富有而放达。接下去便写他的活动：在城东郊外斗鸡，在长长的楸树夹道上跑马。斗鸡是汉、魏时富家子弟普遍爱好的习俗，曹植本人就有《斗鸡》诗极言以斗鸡取乐，据说魏明帝太和年间曾在洛阳筑斗鸡台，这里所写大约也基于当时事实。“驰骋未能半”以下写少年的驰猎，先说他一箭射中两只奔兔，次说他仰天随手一箭又将迎面飞来的鹞鹰射落，再说观者的啧啧称赞，从而将其箭法的高超刻画殆尽。“归来宴平乐”以下则转入对他举行饮宴的描述。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少年在此大摆宴席，开怀畅饮，不惜酒价的昂贵，欲一醉方休。席上有切细的鲤鱼、虾子肉羹，还有酱渍的甲鱼和烧熊掌，呼唤高朋入座，摆开了长长的筵席，可见其穷奢极欲。“连翩”二句复写其宴会后的蹴踘与击壤之戏，表现出少年的动作敏捷奇巧，变化万端。游乐一直持续到了太阳西沉，而时光已不可再挽留，大家这才如浮云一般散去，各自回到了城中的居处。诗写到这里本应结束了，欢乐已尽，人去筵散，然而诗人忽然笔锋一转，说到了明天，人们再重新回来寻欢作乐。
这首诗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诗中主要写了主人公京洛少年的行为。他是一位风度翩翩，身手矫健的英俊少年，骑射的本领十分高超，但只是用来打猎消遣，于国无补；他慷慨好施，穷极奢华，然未知节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虚掷，而无忧国忧民之心。然而，曹植对京洛少年的批评只是以很隐约含蓄的方法来表现的，通过尽态极妍的描绘逗露出来，如写他善射曰：“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又如写他宴会的丰盛：“脍鲤臇胎鰕，寒鳖炙熊蹯。”其描写未免过份夸张，而诗人正是在这种夸张中暴露了其中不合理的成份，过份的逞才与奢豪，自然会激起人的不满。虽然曹植在这里未著一字批评，然其中的褒贬曲曲可见。又如最后说一天的欢乐已尽，“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已隐寓时光虚度，青春一去不返的惋惜之意，然结句忽又说“清晨复来还”，言外的讽谕之意就更加清楚了。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中说：“白日”二句下，定当言寿命不常，少年俄为老丑，或欢乐难久，忧戚继之，方于作诗之意有合，今只曰‘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而已，万端感慨皆在言外。”说明了曹植此诗中的讽谕纯以含蓄的笔墨出之，不露痕迹而宛然可见。
此诗虽然是一首叙事诗，然诗人的描写与叙事是经过极缜密的剪裁取舍的，诗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记录京洛少年的家庭、社会地位与生活的每个侧面，而只是选了他一天之中的活动，这样便有利于将笔墨集中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的描写上去，能够简略分明、繁简适度地来展开描写。因而于这一天的活动中诗人抓住了少年的射猎与饮宴两件事，其他如斗鸡、跑马、蹴踘、击壤只是一句带过，表现了诗人剪裁上的匠心。他用了“驰骋未能半”至“众工归我妍”十句来刻画铺叙少年射猎的娴熟本领，写来绘声绘色，如耳闻目见，“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两句不仅描绘出他射艺的出神入化，而且一个傲然自得的少年形象已跃然纸上，“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又从侧面将其箭法的出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正如古乐府《陌上桑》中写少女罗敷的美貌，通过旁观者的赞美与反应来写，而这里所不同的只是妙龄女郎换成了翩翩少年，其手法则同出一辙。总之此诗在谋篇布局、剪裁详略上颇有成功之处，故吴淇曾说：“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例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日驰骋，一日饮宴。”可见前人已注意到了此诗写作上追求典型、详略分明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