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词主要是借物抒情或托物言志,把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志向选择寄寓在所咏的具体可感的形象中,化抽象为具体,化无形为有体,而且要使词人的主观情志与听咏的客观物象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张鎡这首词就达到了这一境界。
上阕写听到蟋蟀声的感受。
“月洗”五句,蟋蟀声发出的地方。词人首先刻画庭院秋夜的幽美环境。夜空澄明,高大的梧桐沐浴在月光之中。“洗”字传出秋月明净之美用字传神。
《诗·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毛《传》:“漙漙然盛多也。”“漙”字传出露水凝聚之美。宝钗楼,本是咸阳古迹,邵博曾饯客于楼上,歌李白《忆秦娥》词(《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这里借指杭州张达可家的楼台。张鎡字功甫(功父),旧字时可,祖籍西秦,张达可当是他的兄弟辈,所以信手拈来,寄寓对故乡的怀念之情。秋深,点出时令,在一个美好的月皎露漙的秋夜,墙下的苔藓顺着墙脚铺去。“沿”字化静态为动态,用字极生动巧妙。突然一点萤火,飘坠墙根,这就是蟋蟀发出声音的地方。许昂霄《词综偶评》云:“萤火句陪衬。”所谓陪衬,用视觉里的萤火衬托出听觉里的蟋蟀鸣声,用萤火坠落的无关情节,衬托出蟋蟀鸣声的中心题材。看萤火,听蟋蟀,富有生活情趣,而这种生活情趣是从闲适的生活中领略到的。《武林旧事》卷十录载了张鎡自己记叙的一年十二月燕游次序,题名《张约斋赏心乐事》,自序云:“余扫轨林扃,不知衰老,节物迁变,花鸟泉石,领会无余。每适意时,相羊小园,殆觉风景与人为一。”由于长期过着优游舒适生活的王孙,张鎡对这种情趣有很深的体会。
“静听”五句写蟋蟀的鸣声和听者的感受。“断续”、“微韵”是蟋蟀鸣声的特点,“转”则有音调抑扬顿挫之致。“寒”与“凄咽悲沉”是词人听来的主观感受。“争求侣”与“殷勤劝织”,是词人对蟋蟀鸣声的理解和想象:蟋蟀鸣,一是为了求侣,二是为了促织。《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九引陆机《毛诗疏义》谓蟋蟀:“幽州人谓之促织,督促之言也。里语曰:趣织(即促织)鸣,懒妇惊。”破,尽也,煞也,与杨万里《题朝英进斋》诗“用破半生心”的破字用法相同,犹言促尽、促煞用词精当。蟋蟀的鸣声伴随和推动着织女纺织到晓。
下阕追忆儿时捕蟋蟀、斗蟋蟀的情趣,反衬今日的孤独悲苦情怀,充满不胜今昔之感。“儿时”五句,写捕蟋蟀,最为后代词人所激赏。“呼灯”二句,刻画入微。“任满身”二句,尤为工细。贺裳《皱水轩词筌》评论说:“形容处,心细入丝发。”它将儿童的天真活泼以及带着稚气的小心和淘气,纯用白描语言,细细写出,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周密称之为“咏物之入神者”(《历代诗余·词话》引)。“携向”二句,写斗蟋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每秋时,宫中妃妾皆以小金笼闭蟋蟀,置枕函畔,夜听其声。民间争效之。”从捕蟋蟀写到斗蟋蟀,补足当时情事,笔势连贯,一气呵成,为下面的感慨蓄势。
“今休说”三句,今昔相较,感慨深远。《诗·豳风·七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杜甫《促织》诗:“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今日的寂寞凄苦与儿时的欢乐情趣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对比的刺激下,正是欲扬还抑,欲展还收,欲说还休啊。张鎡于淳熙十四年(1187)自直秘阁、临安通判称疾去职,在家闲居,“畅怀林泉”,“安恬嗜静”(见《武林旧事》卷十所载《约斋桂隐百咏自序》),不免有孤寂之叹,所以末句也非浮泛之语。
这首词采用明线结构,所以线索明晰,结构平实,虽运用了几个典故,但并不晦涩难懂。
钱塘观潮,现在在浙江海宁。但在北宋,观潮胜地却在杭州。夏历八月十八日是钱塘江潮汛的高潮期,那时,这一天是“潮神生日”,要举行观潮庆典,仪式非常隆重。每到这一天,官民各色人等,倾城出动,车水马龙,彩旗飞舞,盛极一时。还有数百健儿,披发文身,手举红旗,脚踩浪头,争先鼓勇,跳入江中,迎着潮头前进。潮水将至,远望一条白线,逐渐推进,声如雷鸣,越近高潮,声势越大,白浪滔天,山鸣谷应。水天一色,海阔天空。如沧海横流,一片汪洋。当地居民,就直接称呼钱塘江为“海”,称江堤为海堤。潘阆因言行狂妄被斥逐,飘泊江湖,卖药为生,曾流浪到杭州。涨潮的盛况留给他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致后来经常梦见涨潮的壮观,这首《酒泉子》小词,就是他回忆观潮盛况之作。他用《酒泉子》这个词牌写过十首词,但以这一首写得最好,最为后人所传诵。
词的上片描写观潮盛况,表现大自然的壮观、奇伟。“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我常常想起钱塘江观潮时的情景,满城的人争着向江上望去。一开始就表明作者对于杭州观潮的盛况,永志难忘,经常回想。他首先回忆观潮的人:杭州人倾城而出,拥挤钱塘江边踮起脚尖,伸长鼻子,争看江面潮水上涨。说“满郭”(全城),虽是夸张之词,但有现实生活做依据,倾城而出是对这种传统观潮盛况的真实写照。
“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这两句是说,潮水涌来时,仿佛大海都空了,潮声像一万面鼓齐发,声势震人。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观潮》描写:潮水来时,“大声如雷霆,······吞天沃日,势极雄豪。”虽然也写的很形象,却不如潘阆“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这么惊险生动,有声有色。真是天下壮观,人间奇迹!不能不令人钦佩作者的想象力,既大胆、又确切。经他这么夸张的韵味,纵使从来没有观过潮的人,也觉得心动神摇,意气风发。
下片描写弄潮情景,表现弄潮健儿与大自然奋力搏斗的大无畏精神,抒发出人定胜天的豪迈气概。过片转而描写弄潮儿的英勇无畏、搏击风浪、身手不凡和履险如夷。这两句纯用白描手法,写得有声有色,富于动感,眩目惊心。结拍由回忆转为现实,写词人虽离杭已久,但那壮观的钱江涌潮仍频频入梦,以至梦醒后尚感惊心动魄。
此词对于钱塘江涌潮的描绘,可谓匠心独远,别具神韵。词中“来疑沧海尽成空”一句采用夸张手法,浓墨重彩,大开大阖,感染力甚强。上片第二句的“争”、“望”二字,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盼潮到来的殷切心情,从空间广阔的角度进行烘托与大潮的壮观结合得甚为密切。结拍言梦醒后尚心有余悸,更深化了潮水的雄壮意象。前后的烘托与中间重点描写当中的夸张手法配合紧密,使全词的结构浑然一体。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以汉代横吹曲中的《梅花落》照应咏梅的命题,让人联想到园中的梅花,好像一声笛曲,催绽万树梅花,带来春天的消息。然“梅心惊破”一语更奇,不仅说明词人语言的运用上有所发展,而且显示出她感情上曾被激起一刹那的波澜,然而意思很含蓄。闻笛怀人,因梅思春,她词中是不止一次用过。这是一歇拍,词从这一句开始自然地过渡到下片,上片主要写自己的凄冷孤苦,下片则着重写对爱侣赵明诚的思念。
下阕正面抒写悼亡之情,词境由晴而雨,跌宕之中意脉相续。“小风”句,将外境与内境融为一体。门外细雨潇潇,下个不停;门内伊人枯坐,泪下千行。以雨催泪,以雨衬泪,写感情的变化,层次鲜明,步步开掘,愈写愈深刻;但为什么“无佳思”,为什么“情怀如水”和泪下千行,却没有言明。直至“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才点明怀念丈夫的主旨。“吹箫人去”用的是秦穆公女弄玉与其夫箫史的典故,见《列仙传》。这里的“吹箫人”是说箫史,比拟赵明诚。明诚既逝,人去楼空,纵有梅花好景,又有谁与她倚阑同赏呢?词人回想当年循城远览,踏雪寻梅的情景,心中不由怆然感伤。
结尾三句化用陆凯赠梅与范晔的故事,表达了深重的哀思。陆凯当年思念远长安的友人范晔,曾折下梅花赋诗以赠。可是词人今天折下梅花,找遍人间天上,四处茫茫,没有一人可供寄赠。其中“人间天上”一语,写尽了寻觅苦:“没个人堪寄”,写尽了怅然若失之伤。全词至此,戛然而止,而一曲哀音,却缭绕不绝。
这首词妙在化用典故,婉若已出;咏梅悼亡,浑然一体;口语入词,以俗写雅,独树一枝。
这首诗犹如一幅出征图,给人以强烈的感召力。
“金带连环柬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这两句写全副武装的将士们出征杀敌。上句写军中将领的装束。诗人不说其头盔铠甲,也不说其长短兵器,只言其腰带,色为金色,质为金属,紧束腰间,提携战袍,仅此一句,就写出一个英武将军的雄姿。下句写骑兵部队出征突出的场景。从“马头冲雪”四字看出,大雪纷飞,唐军赴战之艰辛,骑兵队列,奔腾如潮,直赴敌阵,透出此战必胜的勃勃雄心。
“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儿缺宝刀。”这两句写夜袭敌军营的情景。上句的一“劫”字,写出唐军将士在军旗率领下,直捣敌军最高统帅的营帐,大有出其不意,石破天惊之感,表现了唐军作战的机智和勇敢。“卷旗”,表明将军旗卷在旗杆上,悄然指向敌军兵帐;“夜袭”,是说这次战斗是实行的夜间突袭,看出这场战斗是出其不意,奔袭敌营。下句写唐军闯进匈奴兵营,挥刀舞剑,东杀西砍,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这句把诗的激情推向高潮。一“乱”字写出唐军与敌作战的情景,见敌就杀,将宝刀左右挥舞,写出将士饱满的战斗精神。一“缺”字非常传神,写出唐军因砍杀敌兵过多,刀剑竟然为之缺豁卷刃,表明与敌人战斗的激烈和惨重。
这首诗除具有一般边塞诗那种激越的诗情和奔腾的气势外,还很注重语言的精美,并善于在雄壮的场面中插入细节的描写,酝酿诗情,勾勒形象,因此全诗神定气足,含蓄不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