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枯树赋》是一篇骈赋,通篇骈四俪六,抽黄对白,词藻络绎奔会,语言清新流丽,声律婉谐,虽多次换韵,读之仍然音韵铿锵,琅琅上口。全赋以人喻树,以树喻人,借树木由荣到枯,喻自己由少壮到风烛残年的生活体验和心理感受,苍凉深婉,老练浑成。从而使得“枯树”这一形象成为庾信人北之后内心最为生动的表述。
《枯树赋》开头一段,借殷仲文之事以发端,兼切赋题,并有两重用意。首先,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庾信有相似之处,所以虽是历史人物,却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场。其次,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沉痛而隽永,是早已载入《世说新语》的佳话。以此发端,既显得自然平易,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第一段在全赋起了序文的作用。
从“至如白鹿贞松”至“散乱烟霞”为第二段。此段写了各种各样的树木,其中有《十三州志》所记的白鹿塞的古松,有《搜神记》所写的“青牛大梓树”等。尽管它们盘根广大,结体山崖,到头来有的消亡了,有的半死不活。本段紧要之处在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这一疑问。这里既有同类的反衬,更有今昔的对比,而关键在于后者。通过北方贞松、文梓的郁勃生机,自然引发出对桂树、梧桐的萧瑟枯萎的惋惜和疑问。当桂树、梧桐从原产地移植到帝王之乡,皇宫苑囿时,可谓备极尊宠:“开花建始之殿,落实睢阳之园”,但它们又是不幸的,因为它离开了故土。它们发出的声音如上古乐曲,引来凤凰鸳鸯等象征吉祥的禽鸟。尽管备极荣华,在它们的意识中,始终不能忘却故乡,风朝月夕,不免悲吟。心灵的折磨,使嘉树失去了生机。这几句隐寓作者本是梁朝之臣,而今流落北朝,飘零异地,不觉年老,像枯树一样,已失去生意。下文转笔写各种不材之木,其中有弯曲臃肿的,也有节疤横生的,加工这种树木,使能工巧匠也望而生畏;但经过一番雕刻砍削之后,居然能雕出诸如“重重碎锦,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之类的美丽图案。无材之木偏偏有用,与此相反,便出现了“材大难为用”的反常现象。
“若夫松子古度”以下至“塞落桃林之下”为第三段。此段写了名目繁多的树木,如松子、古度,平仲、君迁,还有在人事上,秦始皇曾封松树为五大夫,后汉冯异有“大树将军”之号;传说中,有白木之庙,枯桑之社;地理图标出了杨叶、梅根的字样;文学领域更有淮南小山丛桂留人的深情、两晋之交刘琨长松系马的豪迈,以及由于战争而著称的细柳营、桃林塞。但它们的最终结局,终不免“苔埋菌压,鸟剥虫穿”,枯萎于霜露与风烟之中。惟有以树命名的庙、社、关、冶、塞、营,却能名存后世。这里隐寓着人的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惟有名存青史,才可永垂不朽。在洞悉了嘉树与恶木都必然朽落的命运之后,庾信将眼光投向更辽远广阔之处,去书写树木的历史与空间。树木荫蔽着人类,所以人类的历史也留下了树的印痕。
“若乃山河阻绝”至“山精妖孽”为第四段。此段较明显地引入己身的遭遇。世间万般悲苦,莫过于生离和死别;死别则死者长已矣,生离却是漫延剥蚀,一生无法痊愈的伤口。所以“山河阻绝”一段,血泪纵横,火殛膏流,残毁碎裂,妖孽舞蹈,是庾信笔下最惊心动魄的景象。意象诡怪可怖,写法富于象征性,而一韵到底的文字,也分外予人以激烈却又无比压抑的感受。
最后一段,由象征回到自身,代言变为自言,是更明显的自身遭际的感叹。这里有羁旅不归的悲哀,有屈节仕北的惭耻。激烈之后渐归于平静,但平静并非淡泊,而是对命运的承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忍受。“风云不感”以下六句,对个人经历做了简短的概括后,以“既伤摇落,弥嗟变衰”八字总结了自己的心境,可以看作是全赋的提要。《淮南子》上所说的“木叶落,长年悲”,引起作者的共鸣,引文意有未尽,作者又自作歌四句:“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这四句歌虽句句用典,却句句暗落己身,昔日的繁华已成过眼云烟,剩下的只有飘泊羁旅的孤独与凄凉和无穷无尽的哀伤而已。最后在桓温的几句哀叹中结束了全篇。“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既与赋首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相呼应,又是全篇以树形人的致意之点,读之令人辄唤“奈何”。
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所以赋中流露出悲伤到绝望的的情调,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说这种情调是不理智甚至偏执的,但若设身处地,就能理解,并进而同情、欣赏这种无理而有情的文字境界。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枯树赋》名为咏树,实为咏怀,赋中的许多艺术描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密不可分。赋末由树及人,将写树与喻己有机地结合起来。该赋将简单的叹喟变成丰富具体的形象,并用了很多艺术手段来写树,写各种各样的树,其中有环境的烘托,也有气氛的渲染,写树的遭遇,也写它们拔本伤根的悲哀,语言形象鲜明。作者使用了很多典故,他的典故汇彼多方,屡变屡新,有些用典使人不觉,多数典故,运用得灵活自如,似出己口。
从《枯树赋》可以看出,这时的庾信,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出来。庾信善用形象、夸张的语言,鲜明的对比,成功地描写出了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与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使人读后很自然地对树木所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
庾信由南入北,在与北朝文化的冲突抵牾中,在江南风气渐去渐远的羁旅之恨中,心中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失根之感,而江陵焚书更是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在庾信心中留下巨大创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庾信暮年发出的这一声哀号,也正是其“拔根”、“伤根”之痛的自然反应。
《草堂吟》是一首七言古诗。作者薛令之,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福建那个地方在唐朝时还是很闭塞的,读书做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事。“家贫耽读人皆笑”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气。饭都吃不上,还读什么书呀!不过薛令之是个有志向的人,从他诗中所说到的“苏秦与韩信”、“佩黄金印”、“自古公侯未遇时”等语句来看,完全是“觅封侯”的架势。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考上进士,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开元中,官左补阙、太子侍讲。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首诗是写他在灵谷草堂读书情形的。开头四句写草堂读书,草堂坐落在灵岩山谷,诗人就在草堂读书,一直读到很晚。这里人迹不到,惟有白云相伴。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白云缭绕,平添了一种高洁的意蕴,也富含隐逸的味道。
“春日”四句写草堂生活,一是垂钓,一是弹琴。写垂钓还是春光烂漫的,写弹琴就写出愁绪来了。“猿鹤寥寥愁转深”中的“猿鹤”如何解释?“寥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胡猿野鹤也像是暗喻着一些政坛小人。”不过,这种说法太复杂了,当时的薛令之还是个青年,还没有踏入政坛,对朝廷中的变故不可能了如指掌,而且,接下来的“寥寥”又作何解释呢?另有人注释时转引了《太平御览》中《抱朴子》的话:“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猿鹤”并用,应该说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其意也就是“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么“寥寥”也就是“数量少”的意思。于是他“携琴独理仙家曲”,“仙家曲”是指高妙的琴曲,一般人自然无法理解。
“曲中”四句,上接“仙家曲”,是写他的忧愁。在薛令之当时所处的环境里,一来没有同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不能不是读书人的忧伤,“子期能说宫商调”折射出没有知音的苦恼;二来读书的行为不为人理解,“家贫耽读人皆笑”便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在没有读出成就之前(鱼未成龙剑未飞),更是如此。
当然,他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君不见”四句是他引用的论据,“家贫”就不能“耽读”了吗?你看苏秦和韩信都是出身贫苦,而后来却成为大人物。苏秦是古代苦学的典范,“引锥刺股”是他的典型事例。
最后四句是勉励自己坚持读书。“男儿立志需稽古”是说他在古人的事迹中得到了鼓舞,那些“公侯”在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前,他们都是耐得住寂寞,刻苦攻读的。这些事例说服了自己,更坚定了他读书求进的志向。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
前四句描绘贵家女子无忧无虑,悠闲得意的生活情景。“小苑试春衣,高楼倚暮晖。”这位贵家妖姬袅袅婷婷登上高楼,面对着楼下小巧玲珑、花草繁茂的花园,无忧无虑地在那里试着春衣,然后倚靠栏杆,观赏着夕阳映照下姹紫嫣红的春景。一个“试”字,传神地写出她那对镜穿衣、左顾右盼、搔首弄姿、顾影自怜的情态,大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意味;一个“倚”字,又活画出她那雍容不迫、悠闲自得的闲情逸致,仿佛陶醉在“夕阳无限好”的爽心悦目之中,令人想到王昌龄笔下“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的诗意。如果说首联只是纯用白描手法的人物写实,那么颔联则是用比兴手法进一步以景托情:“夭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上句化用《诗·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句意,以暗示贵妇年少色盛、充满着青春的欢笑;下句化用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曲江二首》)和“留连戏蝶时时舞”(《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诗意,以喻富家夫妻团圆欢聚的幸福,恰如彩蝶双飞,她没有别的妇女那种形单影只的空虚。妙在两句既写出贵妇登楼所见:园中桃红柳绿、莺飞蝶舞的景物,又以景喻人,衬托出贵妇青春韶华的欢乐、伉俪谐守的幸福,似景似人,妙合无痕。修辞上运用借喻,双关物我,意蕴丰富而形象生动;又暗中用典,如盐溶水,自然巧妙而不露痕迹。“夭桃”而能“含笑”,着一“笑”字,不仅园中景物全活,而且人物情态毕肖:在贵妇欢乐得意的眼中,“夭桃”也是“巧笑倩兮”。“舞蝶”之飞,着“不空”一词加以限制,顿然耐人寻味。暗示出贵妇得天独厚的优越幸福感,与下文征妇的“含泪”恰成鲜明对照。且对仗中嵌进“唯是”、“不空”这类虚词,使“夭桃”之笑,“舞蝶”之飞的意态更臻传神。
颈联和尾联则换了另一副笔墨,描写出征人之妻的幽思哀怨。“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诗人笔锋陡然一转,思接边陲,“视通万里”。“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这两句正写当时时事:上句说远戍赤岭一带防御吐蕃的征人久无音耗,归期无日;下句说鸿门一带仍被回鹘军队所围困,战争正在进行。这既是思妇“含泪”哀怨的思绪,也表现出诗人对时局的隐忧。在意脉上与前四句形成陡转,章法上亦有不同:前四句写贵妇于国事了无牵挂的悠闲自得,是实写;此二句写征人之妻遥思边境丈夫音沉信杳、生死难卜之忧,则是虚写。在时空的拓展上也产生了大幅度的跳跃:“久无耗”与“犹合围”暗示出时间之久远;“赤岭”、“鸿门”与“小苑”、“高楼”,则显示出空间之殊异。此联对仗也见工巧,“鸿”谐音“红”,与“赤”同为颜色,构成真假对,而“赤岭”与“鸿门”又是地名对。尾联再挽回笔锋写眼前现实:“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这两句承颈联而言:正因为边疆战士久无音信,生死不明,致使多少家中思妇因为锦书难寄,只能坐在织锦书的鸳机旁边含泪思念远戍的丈夫,那针针线线,经纬交织的锦书,凝聚着思妇多少相思、忧虑和哀怨。
此诗描写两种闺情,除使用对比映衬手法之外,在遣词设色上,接受了齐梁宫体诗艳丽工巧的影响,但内容密切联系时事,风格也不流于浮艳柔靡。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对齐梁宫体的一种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