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病起后的心境。起句写其不思饮食。言其想着强吃一点，效果却不理想，身心状况并没多大起色。次句写因应之策。言其既然“强欲加餐”效果不好，万般无奈，只好陪伴病僧，长期吃斋念经，托身佛门。第三句写自己的心境。言此时此地，内心-片空虚，犹如缭绕的香烟从心头飘过，连一点香灰也没留下，真是万念俱寂，了无尘心，远离世界，清高极了，也淡泊极了，表达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情思。
词的下片写独坐停云观云、体验云之出没的理趣。“山上”句写云之出岫。陶渊明说：“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此处似化用其意，并以云自比，言自己早年本来无心出去做官，以功名富贵，就像朝来“云无心以出岫”，随风飘流一样，到处漂泊。“次第”二句从“鸟倦飞而知还”脱胎，言自己像出山之云，行雨之后就应归来一样，自己出而做官，为霖为雨，以济苍生，晚来，也是应该的。言外之意是说，落职还乡，也是一种归宿，自慰，真可以说是淡泊以明志。这四句以“云出岫”起，以“和归来”结，完整地体现了“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之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说：“此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不能为此言也。”对于此词所写，我们也应作如是观，应当说它表明了作者胸怀淡远，不能以普通景语视之。
词的上片写他想赴辛弃疾之邀，又不能去。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起势豪放，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这三句用典。使风俗之气变为豪迈阔气。这里的典故，出之于《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是想象之词，刘过设想在风雨中渡过钱塘江，来到辛弃疾的住所，觉得是一件特别痛快的事情。前三句起笔突兀，似平地而起的高楼，极具气势。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就在他要出发之时，却被白居易、林逋、苏轼拉了回来。“驾勒吾回”四字写出了他的无可奈何。接着词人概括三位诗人诗意，说明他不能前去的理由。作者把本不相干的三人集于同一场景进行对话，构思巧妙新奇，“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林逋、白居易两人只顾着喝酒，对苏东坡的提议丝毫不感不趣。
下片开端打破了两片的限制，紧接着上文写白居易的意见。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自居易在杭州做郡守时，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其中《寄韬光禅师》就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语。这六句也是化用白诗而成，用“爱”字将天竺美景尽情描绘而出，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
“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词人化用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更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逸兴韵致和文化内涵，再现了孤山寒梅的雅致与芬芳．给人美好的想象。词人笔意纵横。杂糅了涛的特点于词作之中，正是其创新之处，虽然没有正面写杭州之美，但却使我们看到了杭州的旖旎风光。不同时代的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相聚一堂。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口吻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三句顺势而出了，这里“须晴去”的“晴”字，当然与上片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可当作“晴天”讲。但是，从词旨总体揣摩，它似含有“清醒”的意味，其潜台词中似乎是说自己目前正被杭州湖山胜景所迷恋，“徘徊”在“三公”争辩的诱惑之中。那么，赴约之事，且待“我”“清醒”过来，再作理会吧!这样理解，可能更具妙趣。这几句也回应开头，使全词更显得结构严谨，密不可分。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是一幅淑女赏春图，画面丰富、生动，意则有所深折。图中女子，背斜阳而倚楼栏，珠帘半卷，新妆乍露，纵目观赏眼前一派春光。
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一河春水。清碧高涨，拍提舐岸，岸柳垂绦，拂水掠波，又好象蘸着春澜在写、在画。垂杨于水，本是主动去沾惹，词人却说是水浸润柳枝，突出了水的活泼。第二句，让人推想，岸边除绿柳成行，还有红紫芬芳，正是春深时候，落红成阵，水面流芳泛彩，清香远播。三四句，女主人公看到了更其富于生命的嬉戏：小小鸳鸯，追啄着水面的花瓣，咬弄着抚水的柳叶，成双成对，追随不舍。拍、蘸、流、弄、噆、随，连下六动词，都由女子注视、感受所串连。我们仿佛随她一起听到了春潮涌动，噬岸有声，鸳鸯啄花啜柳喋喋呷呷；看到了水与柳与花，鸳鸯和花和柳，鸳鸯并鸳鸯之间亲密的厮缠，浑然的生命依恋；看到了水的清碧，柳的翠绿，花的多彩，女子的淡雅衣装，鸳鸯的明艳羽翼；还闻到了满泛一河的花香。
这生动、繁富和美丽，明明合奏着春的欢乐，春的勃郁生机，而赏春人却黯然“肠断。” 上片那满目春光的表相下面深潜的意念，都涌动起来。垂杨蘸水，丝绦千缕，“长安陌上无穷树，惟有垂杨管别离”（刘禹锡），昔日折柳送人，如今人在何处，怎不让伊目思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或者这丝绦已老的柳，竟让伊怨怼于深闺独守。往下，落花流水意的传统蕴含，“水流花谢两无情”的沉重叹息，也许又勾动她生命花衰青春水逝的怜惧。词人的《南柯子》云：“晓绿千层出，春红一半休。门前溪水泣花流”，一个“休”字，正是流水泣花内涵的清楚注脚，与此词同读，正见词人赋予人物的生命怜惧意识的反复出现。待到鸳鸯鸟出现于眼前，它们成双作对，棒打不散，逐水弄花，自在而欢畅，词中人更加难于禁持了。词人《阮郎归·春思》曰“贪凭雕槛看鸳鸯”；《一落索·春怀》曰“清晓莺啼红树，又一双飞去”，词人让词中人一再关切成对的鸳鸯，双飞的莺燕。自然物尚两性相守，阴阳偕合，人呢，形单影只，索寞兰闺，岂不让人难以为情。“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春光中最富生命的跃动，怎不使她腾起生命追求的热切！于是，因而才有这一片明媚春阳下的“断肠”和“暗”。
题为春景，实是春怨、春思、伤春。上片明丽轻快，恰是下片“帘半卷”的慵懒、“背斜阳”的幽悄、“暗断肠”的伤情的缘由，不协调中正含着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