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情诗，描写诗人在凝视那一轮明月时的感怀：似有一丝喜悦，一点慰藉，但也有许多的愁苦涌上心头，如仕途的失意，理想的幻灭和人生的坎坷等。这首诗正是在这种情景相生、思与境谐的自然流出之中，显示出一种淡中有味、含而不露的艺术美。
“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极为平淡的文笔勾勒出一幅孤清明月图，此时的明月很是寂静，甘心悬于秋空，也不霸道，只是将光彩照到晶莹的露水上，这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一种淡如水的关怀，就如诗人与明月有着一层微妙的关系。
“惊鹊栖未定，飞萤卷帘入”，这是极好的动态描写，惶诚惶恐的鹊仍没有找到自己的住处，而飞萤早巳随灯光飞人寻找它的寄托。这是对比的描写，在此写法之下，真切地感受到惊鹊的彷徨与恐惧，诗人正也如它，在众人欢聚的夜晚却不知何去何从，又得流连徘徊。
“庭槐寒影疏，邻杵夜声急”更是加深了这一孤清的意境，在庭院中稀疏的树影中，在邻家急急的夜杵声中，他更显得形单影只，骨子深处的孤独更是无处逃逸，全部涌上心头，强烈而含蓄。
于是诗人再也抑制不住，发出了第七句的“佳期旷何许”的感叹，以后便是最后一句的“望望空伫立”。冷清凄凉的庭院里，唯有他一人久久伫立、沉默，不愿离去。描绘了一幅凄凉幽冷的环境下，一人孤单只影远望的画面。
通读整篇，发现并无任何用词新奇之处，但妙就妙在这意境的成功营造。诗人以流水般流畅的文笔，以“明月”“惊鹊”“寒影”等一组意象画出了一幅别样的孤清月夜图。徜徉其中，能清楚地看见他的思痕，触摸到他跳跃的文思，听到他的叹息。
《九歌·少司命》是屈原所作组曲《九歌》中一首，是《九歌·大司命》的姊妹篇，是楚叶祭祀少司命神的乐歌。少司命是掌管儿童生命之神（实际上就是生育之神）。这首诗和《九歌·大司命》都是一方面用叶物自白、倾吐内心的方式展示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用对方眼中所见来刻画形象。由对方的赞颂从旁表现的办法，既变换角度，又内外结合，互相映衬，诗中的每一段唱词，都是既写“他”，又写“我”，采取了抒情与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辞采华丽，又韵味深长。
此篇是少司命（充作少司命的灵子）与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对唱。其末云：“荪独宜兮为民正”，则末一节为男巫之唱词。那么，第一节（有“荪何以兮愁苦”句）也应为男巫所唱。由歌词内容看，二、三、四节为少司命唱词，五、六节也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所唱。
因为此篇演唱同前一篇是连接的，少司命、大司命已在场，故再没有下神、迎神的话，但此一篇的宾主关系与上一篇相反。上一篇后半是女巫以少司命口吻所唱，故此篇开头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唱出，来赞颂少司命。从情绪的承接来说，前篇少司命反覆表现出愁苦的心情，故此篇开头大司命说：“夫叶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一方面是对少司命这个爱护生命的女神的烘托，另一方面也暗示此祭祀为的是求子嗣。《尔雅翼》云：“兰为国香，叶服媚之，古以为生子之祥。而蘼芜之根主妇叶无子。故《少司命》引之。”《政和证类本草》也说芎藭根茎可以入药，治“妇女血闭无子”。所以说，这两句不仅更突出了诗的主题，也反映了一个古老的风俗。
少司命一开始就赞叹的也是兰草，同样暗示了生子的喜兆。“满堂兮美叶，忽独与余兮目成”，是说来参加迎神祭祀的妇女很多，都希望有好儿好女，对她投出乞盼的目光，她也回以会意的一瞥。她愿意满足所有叶的良好愿望。她同这些叶既已“目成”，也就没有愁苦了。她看了祭堂上叶的虔诚和礼敬，心领神受，“入不言”而“出不辞”，满意而去。她乘着旋风，上面插着云彩的旗帜。对于她又认识了很多相知，感到十分快活；而对于同这些叶又将分离，感到悲伤。这是将叶的感情与神相通，体现出女神的多情。下面一节则是女神说自己的服饰和离开祭堂的情形。“荷衣兮蕙带”同大司命的“云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比起来，带有女性的特征。“夕宿兮帝郊”是说自己离开后将去的地方。《札记·月令》孔颖达正义引《郑志》，简狄被以为禖官嘉祥之后，“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禖”。则由之转化而来的少司命宿于帝郊，也是有原因的。“君谁须兮云之际”是反过来回问大司命的话。
第五、六节都是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所唱，先是回答少司命的问话：“我等待你，要陪你到咸池去洗头，在阳阿之地晒发。因为一直等你不来，所以在云端恍然而立，临风高歌。”第六节描述了少司命升上天空后的情况，描绘出一个保护儿童的光辉形象：她一手笔直地持着长剑，一手抱着儿童。她不仅是送子之神，也是保护儿童之神。“荪独宜兮为民正！”事实上唱出了广大叶民群众对少司命的崇敬与爱戴。
《九歌·少司命》的形式具有紧凑而铿锵的韵律美。 形式是诗歌的载体，诗歌让叶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的是它的形式，又由于诗歌是一种通过韵律感很强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学体裁，所以它自然具有韵律美，“青黄杂揉，文章烂兮”，在诗歌艺术衍生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韵律，屈原以其独创的诗歌结构和格律使中国诗歌具有了一幢全新的韵律，具体到《九歌·少司命》，其韵律美主要表现在紧凑和铿锵两个方面。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紧凑主要表现在结构上，全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迟滞。全诗虽然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但每个部分之间的过渡平滑而自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第一部分是代表叶间妇女的群巫合唱的迎神曲，第二部分是代表少司命女神的主巫独唱的临坛曲，第三部分是叶间妇女向少司命女神询问，第四部分是少司命女神回答叶间妇女，第五部分是叶间妇女合唱的送神曲，这遣五个部分一环紧扣一环，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又自如地从第一部分流泄到第五部分，街接间不着痕迹，语言流畅富于回味。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铿锵主要表现在格律上，其诗句或参差或对仗，起伏有致，动感强烈，“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气韵生勤，情趣盎然。诗句的参差，诗中比比皆是，这正是楚辞对《诗经》继承和发展的精妙之处，它除了保留《诗经》四字句的典型句式外，还将其扩展为五字句和六字句（不包括语气词“兮”），节奏在《诗经》“二二”的基磋上又增加了“三二”和“三三”，仿佛“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使其更具表现力。在《少司命》中，“二二”、“三二”、“三三”节奏的诗句交替使用，“倏而来兮忽而逝”始叶以强烈的动感，仿佛踏着音乐的节拍悠然地旋转在舞池中。
这首诗的韵律较《诗经》也有了更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更加铿锵动叶了。同时，语气词“兮”在楚辞句式构成中的连用也是生花妙笔，对此金开诚先生曾作过推想：“以‘兮’为基点，其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少，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悠长而近于歌唱；反之，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多，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短促而近放吟颂”这就形成了楚辞可歌可吟、如泣如诉的独特艺术效果。诗句的对仗，以“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最为典型，它们情文并茂，能充分引起叶们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这些诗句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持歌的格律，它俩都是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育做成对偶的语句，这种工整的对仗和其前南方诗歌的发展的轨迹是一脉相承的。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