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以艺术的手法来诠释心中的愁绪和感慨，读起来沉郁真挚，依稀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花明柳暗、高楼独立、孤鸿飞翔的画面。李商隐用他生动的笔墨，既写出了夕阳楼的真实风景，也尽情倾诉了他的心事和渴望。

　　“首两句”是倒装语。“花明柳暗”的风景是在“上尽重城更上楼”后所见。但第二句对于第三句的“欲问孤鸿向何处”，又是顺叙。可见诗人构思炼句之巧妙。像《登乐游原》一样，诗人的身心异常疲累，灵与肉遭受着痛苦的煎熬，心灵的宇宙愁云密布，内心深处感到异乎寻常的压抑与孤独。所以诗人“上尽重城更上楼”时，不愿，不甘，乏力，又无可奈何，“上尽”，还要“更上”，成了一种负担，一种难以承受的体力和精神的负担。这与王之涣“更上一层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诗人登楼所见景物有二：一曰花明柳暗。二曰悠悠孤鸿。众所周知，任何诗人描摹景物，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并把选择对象在自己的心灵中加以主观化的熔铸。成为诗人自己的经过改造了的景物。《夕阳楼》诗中所出现的“花明柳暗”，说明时值春色烂漫的季节，大自然本应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天地。但是李商隐却没有“峰回路转”、“又一村”的那种感觉，而是把弥漫在诗人自己胸际黯淡的愁云，又转而弥漫到“花明柳暗”的景物之上，使如许春色也蒙上了一层万里愁云万里凝的黯淡色彩，而且诗人胸际的愁云又放而大之，弥漫充塞到了天地间，成了“郎天愁”，此愁不同于它愁，此愁悠长、纷乱。李商隐诗在遣词造句上是非常讲究的，同一事物，他不说“柳暗花明”，而写成“花明柳暗”，词序排列由明而暗，而愁，以显出情绪变化的层次，如按通常“柳暗花明”的说法，便乱而无序了。由此可见诗人对意象的关注，造境的巧妙。

　　诗中三 、四两句专就望中所见孤鸿南征的情景抒慨。仰望天空，万里寥廓，但见孤鸿一点，在夕阳余光的映照下孑然逝去。这一情景，连同诗人此刻登临的夕阳楼，都很自然地使他联想起被贬离去、形单影只的萧澣，从内心深处涌出对萧澣不幸遭际的同情和前途命运的关切，故有“欲问”之句。但方当此时，忽又顿悟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秋空孤鸿一样孑然无助、渺然无适，真所谓“不知身世自悠悠”了。这两句诗的好处，主要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一种特殊人生体验：一个同情别人不幸遭遇的人，往往未有意识到他自己原来正是亟须人们同情的不幸者；而当他一旦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时，竟发现连给予自己同情的人都不再有了 。“孤鸿”尚且有关心它的人，自己则连孤鸿也不如。这里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哀，更深刻的悲剧。冯浩说三四两句“凄惋入神 ”，也许正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欲问”、“不知”这一转跌，则正是构成“凄惋入神”的艺术风韵的重要因素。此诗体现了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的特点。

　　全文围绕“取其实而去其名”的中心论点，分为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平论师道，后半论创作。虽前后侧重点不同，但其内在筋脉却终始一贯，浑灏流转。

　　开篇即针对韦中立提出的“欲柑=相师”明确作答，说自己“不敢为人师”。下文连举两例，陈述不敢、也不愿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二例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事是最有力的址明。魏晋以降，世风日下，人们耻于言师。而韩愈却不顺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为师，结果招致众人笑骂，被目为狂人，不得不匆匆东行。由此见出为人师者的下场，也见出世风的浇薄。为了更形象地印证世俗的少见多怪及其严重危害：“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这就是说，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往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而且这些人是如此之多，能量是如此之大，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忧惧，并力避“召闹取怒”。进一步看，“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遭群犬之吠，那么，“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就不是明智之举了。更何况作者身为被贬之人，已蒙罪名；谪居九年，病疾不断；又有什么必要仅为一个为师的名号而自取其辱，让那此“呶呶者”一天到晚住耳边聒噪，扰乱心境呢？在这里，作者所举之例、所说之话看似带着谐谑味道，但其内里实则隐含着无比的悲凄和沉痛，隐含着对韩愈的同情理解以及对浮薄世风的愤懑。

　　柳宗元之不为师，并非否定师道，实在是因为怕遭世人非议而不愿空担一个为师的名号。在此后所作《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巾，他曾这样说道：“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叫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由此可知，柳宗元当年在长安时就已经一方面避师之名，一方面行师之实了。证因为如此，所以下文话题一转，回到韦中立身上-，非常客气地表明可以行师之实——“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後，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但决不愿担为师之名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

　　既然可行师之实，就有必要将自己为文的心得告诉对方。于是，下文开始专力论为文之道。从少年时的“以辞为工”，到成年后理解的“文者以明道”；从作文的基本技法到其取法之源，再到可供参考的对象，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深刻惊警，启蒙发凡。作者是既重“道”又重“文”的，虽然“文”的目的在“明道”，但“文”本身又有其独立自主性，要将全副精神投入，才能将之作好，才能有所创新。这就要求为文者既要去除“轻心”、“怠心”、“昏气”、“矜气”，避免浮华、松散、杂乱等弊端，又要根据不同情形，或抑或扬，或疏通文气，或删繁就简；与此同时，还要扩大视野，遍览《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国语》、《离骚》、《史记》等文史精品，充分吸收古人创作上的经验，借以磨砺气势，畅达条理，纵横思绪，增多意趣，使其既含蓄深沉义简洁明净。这段论文之浯，是作者多年来的创作心得，堪称一篇精到的创作论，如今和盘托出，以示韦中立，这种做法，不正是老师淳谆教诲弟子的行为么？但作者虽行师之实，仍坚决不要师之名，因而在文章结束处再次告诫对方：“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既回应前文，又一笔点题，曲包余蕴，令人回味无尽。

　　《度浮桥至南台》是陆游早期律诗中的佳作。诗人病后登临南台，在跃跃欲出、急于欣赏外面风景的心情的驱使下，他缓步前行，临江眺望。在诗中表现了浮桥的伟丽、南台的雄浑，借江山来抒发心中的万千豪情。全诗意境阔大豪迈，于晓畅流动中显示了豪壮瑰伟的风格。

　　诗从去南台写起。开头却从题外落笔：“客中多病废登临”，诗本来是写登台览胜，却故意宕开去，先从久不登临说起，“闻说南台试一寻”，才归到正题，就显得曲折有致了。

　　诗人早就怀有驰骋疆场、横扫胡尘的雄心壮志，可是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奋发。诗人的伟大抱负，终成泡影，郁郁不得志。到了福州，诗酒殆废，困于文书，身体多病。因多病而久不登山临水了。是听说南台壮阔之景才特意去“一寻”，而不是兴之所至，到处游览。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两句写浮桥，这是一异常壮观的景象。到这里才能理解诗人为什么抱着久病之身，为南台而“试一寻”了。“长桥跨江，奔涛触石”，可见诗人听说的不是茂林修竹的幽秀，而是一种气势磅礴的壮观，因而才引起诗人的兴致，渴望一睹为快。个中也透露出诗人的向往、意趣和追求。

　　“九轨徐行”，仿佛随着视线，那宽实的桥面缓缓通向对岸，然而桥的下面却是“奔涛触石”的“怒涛”。“徐行”与“怒涛”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怒涛奔腾的江面上，缓步徐行，从容悠闲。这是诗人眼中的浮桥的客观写照，同时也是诗人主观思想的外现，这是写实，也是抒情，抒发了诗人的壮阔心怀，是一种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意绪的流露。而这也正是在多病废却登临之后，特意为南台而“一寻”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深层的意蕴，是诗人渴望奋发有为的写照。对句“千艘横系大江心”，则体现了一种征服自然的气魄。“横”字用得极有气势。无数的船只，横锁江面，境界已是十分壮阔；何况横锁住的是一条大江，一条怒涛奔腾的大江，气魄更为壮大。在客观的景象描绘之中，鎔铸着诗人创功立业的热望。

　　五六句拓开境界，以景抒情，从内心情感的抒发中体现客观的物。“寺楼钟的物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是写至南台所见所闻。诗人登台而听到寺楼的钟鼓声，看到升腾在村落间的云烟，顿生感想，思绪悠悠。因钟鼓声而想到，它在早晚催促人们须及时有所作为。继而放眼远望，闽江两岸村落之间，云霞掩映，烟雾升腾，顿悟古往今来，人世变迁，悠悠不尽；而自然界的变化，自循轨迹，并不因人的意志而变更。两句一急一缓，感叹不已而余味无穷。

　　尾联仍以直写自己作结束。和开头互相照应，又是中间两联所表露的意绪的自然归结。因景象的壮阔雄浑，激发了豪情；因光阴的迫促，更觉须及时努力。“白发未除豪气在”，《三国志·陈登传》：“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诗人认为自己虽然因多病而早生华发，但豪情壮志依然存在，仍将奋发拚搏。而言外之意，却也正是事业并无成就，抱负尚未实现，不禁略觉伤感，于是，“醉吹横笛坐榕阴”。诗人醉中拈笛，在榕荫下，抒发情怀。这里颇有抑郁之感，但并不消沉，而是一种更强烈的渴望。放旷之中，仍抱有坚定的信念。也正是这种信念，激励着诗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时刻不忘恢复大业，慷慨激昂地奋击抗争，讴歌呐喊。

　　这首诗是陆游步入仕途不久，渴望有作为、施展抱负的心情的写照。 这与陆游后期诗作中常常表露的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叹息和愤慨，有着显著的差别。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奋进之气。虽是记游之作，也仍然鎔铸着诗人激烈的壮怀，读来慷慨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