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苗》是宣王时徒役赞美召穆公（即召伯）营治谢邑之功的作品，诗意自明。《毛诗序》说它是“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前人多有辩驳，朱子直言：“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诗序辨说》）可谓干净利落。
此诗是纪实性作品，要对作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须知如下史实：宣王是在其父厉王出奔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县），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黍苗》诗中所赞美的召穆公召虎也是当时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诗中所述召伯营谢的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为了有效地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攻守控制，宣王便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在今河南唐县，与湖北枣阳近），并命召伯虎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在营建任务圆满完成的时候，随行者唱出了这首诗歌。《诗经·大雅》中还收录了一首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作的《崧高》，也是叙述申伯迁居封地谢邑的事，可见当时申伯封谢确实是件大事，读者可参照阅读。
全诗共分五章，章四句。
第一章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起兴，言召伯抚慰南行众徒役之事。召伯如前所言，他是宣王时的贤臣，曾在“国人暴动”时以子替死保住了时为太子后为宣王的姬静性命，与宣王关系非同一般。他还曾率军战胜淮夷，建立奇功，《诗经》中多有吟唱，《大雅·江汉》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的句子。经营谢地这样的要冲重邑，非文治武功卓著的召伯没有人可担当此任。诗首两句兴中寓比，言南行众人得召伯抚慰如黍苗得时雨滋润一般。正因为如此，谢邑的营建才会那样迅捷而有序。首章用了两句（也是全诗仅有的两句）兴句开头，使得这首记录召伯营谢之功的诗作多了几许轻松的抒情味。车辇南行路途之遥远、跋涉之艰辛是可以想像的，但有召伯之劳，就没有什么让人不胜劳苦的。
第二、三两章反覆吟唱，既写建筑谢城的辛劳和勤恳，又写工程完毕之后远离故土的役夫和兵卒无限思乡之情。“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在短句中同一格式反覆出现，急促中反映出当时役夫紧张艰辛、分工严密且合作有序的劳动过程；“我徒我御，我师我旅”以同样的节奏叙述兵卒在营建谢邑中规模宏大也同样辛苦的劳作场面。这两部分看似徒役在谢邑完工之后对劳动过程的美好回忆，实际上也是对召伯经营谢邑这样的庞大工程安排有方的热情赞美。这两章后两句言：“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行既集，盖云归处。”是长期离家劳作的征役者思乡情绪真实而自然的流露。但尽管思乡之情非常急切，语气中却没有丝毫怨怒之气，确实是与全诗赞美召伯的欢快情绪相和谐的。
第四章是承接二、三两章所作的进一步发挥，言召伯营治谢邑之功。谢邑得以快速度高质量地建成，完全是召伯苦心经营的结果。“肃肃谢功，召伯营之”两句照应第二章，不过第二章是铺排，这两句是颂辞，重心有所不同。“烈烈征师，召伯成之”，颂扬召伯将规模甚众情绪热烈的劳动大军有序地组织起来营建谢城的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两句与第三章相照应。由此观之，此诗在结构安排上颇具匠心，严整的对应，反映出雅诗的雅正特点，与风诗不同。
诗最后一章言召伯营治谢邑任务的完成对于周王朝的重大意义。“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说召伯经营谢邑绝非仅修城池而已，还为谢邑营造了必要的生存环境。修治田地，清理河道只是末节，但连这些都已安排到位，就不会有什么疏漏了。这个时候，谢邑作为周王朝挟控南方诸国的重镇已建成，周宣王心中当然舒坦多了。“召伯有成，王心则宁”，于篇末点题，为全诗睛目。在用韵上，末章一改前面几章隔句押韵的规律，句句押韵，且用耕部阳声韵，使节奏和语气顿时变得舒缓起来，极具颂歌意味。
这首诗首联“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五剧：道路纵横、四通八达的地方，指京城繁华的街道。卢照邻《长安古意》：“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秦控三市。”隐：盛大，形容声音宏大。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阳东北，汉魏王侯公卿死后多葬于此。古代诗文常以北邙泛指墓地。冢：坟墓。千：言其数量很多。下笔即写“都门”景象。四通八达的道路上，达官贵人的车轮滚动之声犹如隆隆雷声。北邙山上荒坟满布，一片萧索凄凉。由上句可见家门贵族名声显赫，趾高气扬，洋洋得意。下句写他们的没落衰败，最终不过是家中枯骨，留下一个个冷落的荒坟。在两个场面的对比中，说明好景不长，繁华如梦，得意一时，而今安在？在如实的平平叙写中，隐含着对权势人物的藐视、鄙视和嘲讽。
颔联“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千绕郭来。”写登楼所见自然景色。给都城涂上一抹殷红的夕阳，好像规劝客居异乡的游子珍惜时光，及时去登楼远眺，欣赏黄昏时的短暂美景。登上城楼，放眼望去，只见山光暮色围绕城郭而来。千气迷漫天空，笼罩大地。诗人见景生情，感慨万千。夕阳西下，使诗人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感。“登楼”，吻合王粲《登楼赋》的“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但登楼也不能销忧。夕阳将坠，残千来临，良辰易逝，美景短暂，愁心不展，悲情难消。此联写得舒缓沉稳，而浓情深慨已含蕴其中。
颈联“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只买白杨栽。”突出表现诗人的愁思。诗句说：我太贫寒了，而且流落异乡，无依无靠。我愁苦的事太多了，很想买些白杨栽种，让它在千风中的萧萧声来代替我不断诉说吧。“寒甚”句化用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说自己的孤独愁苦超过杜甫诗中的佳人。这是采用“加一倍”写法，使诗意推进一层，使思想感情的表达更有力度。诗中“白杨”，是一个传统意象，源于《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白杨是一种肃杀悲凉景物，它萧萧作响，悲声呜咽，用以引起游子的愁苦情怀和思乡意念。诗人故意要于居处多种白杨，意在强化并强调他的忧思愁情。
尾联“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诗人诉说个人愁苦后，进而想到自己的家人。于是转笔写到：深千了，全家人都在萧瑟的千风中颤栗。九月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但因家境贫困，御寒的衣服还无法准备。《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授衣：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此联勾画出诗人全家所处的困境，抒写他无力养家的辛酸，是生活的真实再现，无限凄楚，感人至深。诗句反映了无数潦倒文人的共同遭遇，使人想到科举时代落拓书生的可怜。它是对不合理现实的揭露，是向“太平盛世”发出的强烈控诉。它既是悲叹之声，又是不平之鸣。
全诗扣住题日，围绕中心，但又无局促拘囿之弊，诗人先写“都门”景象，近观是高车宝马，远眺是北邙荒冢。次写登都门城楼所见，引出“千”，展现出千天的夕阳，千天的山色，笼罩城郭的千光千气。颈联写出自己的愁“思”，无修竹可倚，有白杨可栽。最后由自身想到家人，他们正在千风里瑟缩呻吟，寒苦无衣，将“思”拓展。由近及远，由此及彼，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全诗在一定的框架中又能直吐胸臆，自然流贯。朴实无华，浑然成章。
此诗景中寓意，景中含情，意蕴丰富，感情真切。首句“五剧车声隐若雷”，既写出了都市繁华，权贵声势，又反衬了诗人的穷愁潦倒，再接以“北邙惟见冢千难”，景象又转为冷落凄凉，符合千日气氛和情调。颔联的夕阳残照，大有人生迟暮、时不待我的惆怅与惶惧。“山色将千”，环绕一片衰飒之气，透露时代氛围。颈联的修竹、白杨，都显出清冷与萧瑟，与诗人的心情相契合。尾联的九月“风声”，阵阵劲吹，令人寒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要发出呼号与诅咒了。何况衣裳毫无着落，尚未剪裁呢。情绪愈演愈烈，悲不自胜。它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短文用白描手法，用词简省浅近，人物特点却入木三分，体现了柳氏寓言一贯的特点。
《哀溺文序》的特色是用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手法，主要刻划了溺死者要钱不要命的心态，使全文叙述相当精炼，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传神。
正面描写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行动描写，“尽力而不能寻常”，暗示钱的累赘；二是语言描写，“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说明他明知关键在钱，却仍不愿割舍；三是表情描写，两次“不应，摇其首”，说明他要钱不要命，至死不悟。
侧面烘托也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反衬，“善游最也”，借他人之口指出他平素善于游泳，从而反衬他今日“尽力而不能寻常”的反常行为；二是对比，把最善游泳的他反倒淹死，与本来游水本领不如他的人都能安全到达彼岸进行对比。三是用“己济者”的呼号，从侧面揭示他的蒙昧自蔽。
作者通过三个正面描写和三次侧面烘托，在简省的白描中通过强烈而深刻的对比，戏剧化地突出了人物性格物征，深刻而令人警醒地彰明了“哀溺”的主题。
从细节运用与结构分析方面来看，此文也可圈可点。
在永州民众“咸善游”，而水“暴甚”，几人渡河，船破于中流的背景下，众人皆游。“咸”点明人人都水性好，即使水“暴甚”，本来众人也可以游至岸边。
“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一笔转折，使读者注意力自然聚于此“一氓”，而后又特借“其侣”来点明，这个“尽力却不能寻常”的人正是“善游最也“之人，那所有人都不禁要问“今何后为”了。
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腰缠千钱，财难舍，可谓“氓”之常情。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读者都要问“何不去之？”了，生死危机下，应该“去之”了吧？结果“氓”“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
对这样要钱不顾命的人，人们都忍不住喊出“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的劝诫。
出人意料的是，“氓”“又摇其首。遂溺死。”这一转笔，直让人慨叹竟然真有这样要钱不要命的人，何其可悲。再回想前文，这人是“咸善游”的民众中“善游最也”之人啊——这样的人，竟是溺死河中。为何？已不言自明。
小小篇幅，重重铺垫，层层对比。设悬念、作伏笔，起承转合，多在细节处见匠心。
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最后“合”笔之处，点明主旨，“善游最也”的“氓”为千钱便溺死河中而不顾，那“大货”又会溺死多少“大氓”呢？
“得不有”一句是理解整篇辞赋的关键，也是作者由“序文”过渡到赋文的桥梁。林纾在《柳文研究法》中说：“《哀溺文》与《蝂传》同一命意。然柳州每于一篇言之中，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序’之结尾即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语极沉重，有关系。”
从故事到人物，从记述到描写，都鲜明具体，活灵活现，如一篇“小小说”。这个被淹死的“氓”，钱迷心窍，爱钱超过爱命，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最后终因金钱的拖累而被淹死，实在可悲而又可怜。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在紧急的关头，分不清主要、次要，依然恋钱不舍，又有些死得活该。柳宗元在“哀之”的同时，马上想到“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从被淹死的“氓”想到正在被淹没的“大氓”，从永州一件具体的生活事件想到整个社会现实。
该诗七言排律，历来作者罕传，唐人也不多作，号称集大成的杜甫也只三、四首，玄机此诗却也堪入作者之林
冬已尽，春将归，诗人独行于陡峭难行的山道上，看到那泉声泠泠的溪涧，白雪皑皑的苦山，不禁联想起丈夫子安清俊的仪容、魁梧的身姿。于是，诗人以诗代书，写下了这封“情书”，侧面反映出了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多才女子的痛苦遭遇和凄凉心情。
首联开门见山，写了一个出家为道的女子的相思之苦。起句写崎岖不平的山路，高耸入云的磴级，为次句的“行苦”作铺垫。“相思苦”不仅使用了衬托手法，而且通过句内顶真更加强了相思苦况的表达，成为贯穿全诗的感情线索和结构枢纽。对于一个女道士来说，山路之险峻已经是够艰苦的了，但诗人并不以此为苦，而是“苦相思”。诗人把对子安的相思之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突显出来。
次联诗人紧扣“相思”二字，从眼前之景写起，直抒胸臆。诗人触景生情，回忆了丈夫的音容，自然转入“相思”主题。以“冰销苦碉”和“雪苦寒峰”来比喻子安的清韵玉姿，既表现了诗人对子安的时时不忘，更写出了子安的情韵风度，体现诗人不凡的想象力，也让人体会到其对丈夫的挚爱深情。“清韵”即情韵，既是谐音，又语意双关。这两句神驰思飞，乍看写景，实则言情，融情于景，以景传情，是诗人心中隐情的真实流露，也是对“春情”的具体描绘，形象鲜明，光彩照入，是全诗精华之所在，对仗工稳，用典艳秀，才媛功力，于此可见。
三联承上而来，从爱怜出发，写了对丈夫的关心和劝戒。诗人絮絮叨叨的嘱咐，殷勤致意，体贴入微，关心备至。既劝子安“莫听凡歌”，切忌“病酒”；又提醒其“休招闲客”，不要“贪棋”。这既可以看出往日夫妻的情深，也可以看出今日身分两地诗人对子安的挂念以及对其乐而忘情的担忧，也正由于有这样的担忧，才有了对昔日盟誓的回忆和对他日重逢的期盼。
四联直摅胸臆，使感情达到高潮。“如松匪石盟长在”写出了诗人对子安表白如松柏长青、比石头更坚定的盟约长期存在，当年的海誓山盟还响在耳边。“比翼连襟会肯迟”，写出诗人坚信自己跟子安当如比翼鸟长相聚、不分离，比翼连襟之期是不会很苦的了。
五联写诗人对未来的幻想，水到渠成。离别是暂时的，随着时光流逝，冬去春来，还会在花好月圆之时破镜重圆、相爱如初的。然而， “终期相见”，未必能见， “月圆”之时，遥遥无期。所以，这只不过是这位痴情女子美好的憧憬而已，可见她的“相思”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着迷程度 ，这一句将诗人执着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末联关锁全篇，诗人决定把以上一切思念、爱怜、关怀、担忧、渴望之情，亦即一片痴情，统统和泪写入这首情诗，寄赠子安。“泪落晴光”，造语别致，内涵丰富。“泪落”是感情激动的表示，同李清照一样，李清照在写诗之前也是“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晴光”更具情态，眼泪夺眶而出，泪花捧在眼边，晶莹透亮，宛如晴空之夭光，这就把一个黯然伤神、幽柔钟情的女子的形象，如同雕塑一般地刻画出来，风流情韵，令人动容。与丈夫分别后，最值得相赠的东西就是诗人饱含泪水写的这首诗，到此珠圆玉润，圆满完成整首诗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全诗气局严整，思致绵密，述事陈情，从容流走，丝毫不露铺叙、转折、过接之迹，胡应麟在谈到七言排律时曾有“唐惟女子鱼玄机酬唱二篇可选，诸亦不及”（《诗薮》）之说，在男尊女卑的文学界，此类评价足见鱼玄机作品功底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