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前两句借水中的倒影写景。这两句诗实际上化用了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中“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两句诗的意境。因为清溪不可能流过碧山头,所流过的只能是碧山头在水中的倒影。清亮的溪水绕着碧绿的青山,缓缓流来,碧蓝的天空倒映于水中,是那样澄明、纯洁,两者融为一色,浑然一体。如果没有天地间弥漫着皎洁、明亮的月光,诗人就不能在秋夜中欣赏水之清,山之碧,水之澄鲜了。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后两句即景抒怀。诗人在静观秋光月色之中油然而生出一丝超尘脱俗、悠然自得之物外心境。“白云”、“红叶”,既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幻像,又是诗人在秋月下所见的山林实景。从象征意义上说,这“白云”的任意漂游,“红叶”的飘逸自得,更是诗人悠闲清静心境的真实写照。
作品题为“秋月”,而笔墨却始终集中在写秋月笼罩下的山间小溪上,这就是构思的独到之处。碧绿的山头,碧蓝澄静的夜空,悠悠飘荡的云朵,飘逸洒脱的枫叶,这些都是围绕着缓缓流淌的小溪而写的,但是却无一不浸染着明亮、柔和的月光。全篇无一笔写月,却又处处见月,可谓大家手笔。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范云十几岁时,其父范抗在郢府(今湖北武汉附近)任职,范云随侍其侧,年长其十岁的沈约也在郢府为记室参军,一见如故,遂相友好。八年以后,沈约转至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为征西记室参军,两人分别。这首诗当作于此时,诗题中的沈记室即沈约。史称范云八岁赋诗属文,“操笔便就”,“下笔辄成”(《梁书·范云传》),这首诗就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诗的开头便以极平稳的笔调勾画出送别时静谧、安详的环境。“桂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水,只是用以形容其水的芳香。王褒《九怀》中有“桂水兮潺湲”句,王逸注云:“芳流衍溢,周四境也。”后人遂常用之,如陆云《喜霁赋》中“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江淹《杂体三十首》中亦有“且泛桂水潮”、“桂水日千里”等句,均非实指。范诗中用这一词渲染了送别场面的温馨。送别诗,可以写送别时的情景、场面,以及当时人的心理活动,但范云只是用一句诗轻轻带过,遂转入天明登程的想象之中。郢州与荆州,古时均属楚地,故用“楚山”代之。启程的情景是晴空万里,天朗气清。这毕竟是少年人所写的诗,所以,他笔下的离别不是凄惨悲切,而是有一股清新流丽之气贯穿于内,显得轻盈洒脱。沈约《别范安成》诗中云:“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不过,中国人重视朋友(为五伦之一),重视友情,朋友的离别,总难免有些许的哀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故而下句以“秋风两乡怨”分写两地相思之怨愁,而以“秋月千里分”合写二人心灵之相通。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所写的正是地有千里之隔,明月人可共见之情。以上四句,前二句偏写景,后二句偏写情,所以转下去便偏写事。“寒枝宁共采”是对二人过去共同生活的回忆,“霜猿行独闻”则是对别后独自旅程寂寥的想象。诗中虽然没有正面写送别,但无论是偏于写景、写情或写事,都暗涉了离别。然而离别只是形体上的分隔,更重要的乃是精神上的合一。结束两句以极其肯定的语气写道:“扪萝正意我,折桂方思君。”“意”通“忆”。“扪萝”、“折桂”由上句“寒枝”引发而来,同时又暗与起句的“桂水”“楚山”相呼应。
这里牵涉到一句诗的异文。“扪萝正意我”中“正意”二字,一作“忽遗”,一作“勿遗”。“忽遗我”意思是:忽将我遗忘。前者似不符合沈约与范云间的感情,且与全诗情绪不一,后者表示的是一种希冀之情,虽然可通,但不如“正意我”所表达出的心心相印之情。另外,从范云诗的整体风格来看,也以“正意我”于文为胜。范诗的结句尤喜以彼我、今昔对写。如“迨君当歌日,及我倾樽时。”(《当对酒》)“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饯谢文学离夜》)“待尔金闺北,予艺青门东。”(《答何秀才》)“海上昔自重,江上今如斯。”(《登三山》)“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别诗》)等等。而在这首诗中,也只有作“扪萝正意我”,才可与“折桂方思君”相对得最为工稳,也最能体现范云诗歌句法、结构的特色。
此诗在写法上是一句一转,但同样是“转”,如沈约的《别范安成诗》(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二评为“句句转”),是层层递进式的转,而范云此诗则是句句回环式的转。这种回环式的结构、回环式的句法正是范云诗风的典型。所以钟嵘《诗品》曾评范云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正是抓住了其诗风格的整体特征。《送沈记室夜别》虽然是范云的早期作品,但也不难看出,这首诗已经奠定了范诗风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