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陈与义在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所作,这一年,陈与义流寓湖南、湖北一带;据《简斋先生年谱》记载:“建炎三年己酉春在岳阳,四月,差知郢州;五月,避贵仲正寇,入洞庭。六月,贵仲正降,复从华容还岳阳。”又《宋史。陈与义传》载:“及金人入汴,高宗南迁,遂避乱襄汉,转湖湘,踚岭桥。”这首《临江仙》所反映的是国家遭受兵乱时节,作者在端午节凭吊屈原,旧怀伤时,借此来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词一开头,一语惊人。“高咏楚词”,透露了在节日中的感伤必绪和壮阔,胸襟,屈原的高洁品格给词人以激励,他高昂地吟诵楚辞,深感流落天涯之苦,节序匆匆,自己却报国无志。陈与义在两湖间流离之际,面对现实回想过去,产生无穷的感触,他以互相映衬的笔法,抒写“榴花不似舞裙红”,用鲜艳灿烂的榴花比鲜红的舞裙,回忆过去春风得意、声名籍籍时的情景。公元1122年(宣和四年),陈与义因《墨梅》诗为徽宗所赏识,名震一时,诸贵要人争相往来,歌舞宴会的频繁,可想而知。而现在流落江湖,“兵甲无归日,江湖送老身”(《晚晴野望》),难怪五月的榴花会如此触动他对旧日的追忆。但是,“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有谁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呢?高歌《楚辞》之后,满帘生风,其慷慨悲壮之情,是可以想象的,但更加突出了作者的痛苦心情。从“高咏”到“歌罢”一曲《楚辞》的时空之中,词人以一“酬”字,交代了时间的过渡。酬即对付、打发,这里有度过之意(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但将酩酊酬佳节”)。在这值得纪念的节日里,词人心灵上的意识在歌声中起伏流动。“节序匆匆”的感触,“榴花不似舞裙红”的怀旧,“无人知此意”的感喟,都托诸于激昂悲壮的歌声里,而“满帘风”一笔,更显出作者情绪的激荡,融情入景,令人体味到一种豪旷的气质和神态。
词的下阕,基调更为深沉。“万事一身伤老矣”,一声长叹,包涵了作者对家国离乱、个人身世的多少感慨之情!人老了,一切欢娱都已成往事。正如他在诗中所咏的,“老矣身安用,飘然计本”(《初至邵阳逢入桂林使作书问其地之安危》),“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伤春》),其对自己岁数的悲叹,与词同调。“戎葵凝笑墙东”句,是借蜀葵向太阳的属性来喻自己始终如一的爱国思想。墙边五月的葵花,迎着东方的太阳开颜。“戎葵”与“榴花”,都是五月的象征,词人用此来映衬自己旷达豪宕的情怀。“戎葵”虽为无情之物,但“凝笑”二字,则赋予葵花以人的情感,从而更深刻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虽然年老流落他乡,但一股豪气却始终不渝。这“凝笑”二字,正是词人自己的心灵写照,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最后三句写此时此刻的心情。满腔豪情,倾注于对屈原的怀念之中。“酒杯深浅”是以这一年之酒与前一年之酒比较,特写时间的流逝。酒杯深浅相同,而时非今日,不可同日而语,感喟深远。用酒杯托意而意在言外,在时间的流逝中,深化了“万事一身伤老矣”的慨叹。突出了作者的悲愤之情。情绪的激荡,促使词人对诗人屈原的高风亮节的深情怀念,“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面对湘江作者祭酒的虔诚,加上这杯中之酒肯定会流到汨罗江的联想,因而滔滔江水之中,融合了词人心灵深处的感情。从高歌其辞赋到酹酒江水,深深地显示出词人对屈原的凭吊,其强烈的怀旧心情和爱国情感,已付托于这“试浇”的动作及“桥下水,今夕到湘中”的遐想之中。
元好问在《自题乐府引》中说:“世所传乐府多矣,如……陈去非《怀旧》云:‘忆昔午桥桥下(应作上)饮……’又云‘高咏楚辞酬午日……’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以此词而论,吐言天拔,豪情壮志,意在言外,确如遗山所说“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读者从对“天涯节序匆匆”的惋惜声中,从对“万事一身伤老矣”的浩叹中,从对“酒杯深浅去年同”的追忆里,可以领略到词人“隐然眉睫间”的豪放的悲壮情调。黄升说《无住词》“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句妙词选》卷一),指的也是这种悲壮激烈的深沉格调。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毛诗序》说此诗“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只有最后一句是中的之言,至于“刺幽王,民人劳苦”云云,正如欧阳修所说“非诗人本意”(《诗本义》),诗人所抒发的只是不能终养父母的痛极之情。
此诗六章,似是悼念父母的祭歌,分三层意思:首两章是第一层,写父母生养“我”辛苦劳累。头两句以比引出,诗人见蒿与蔚,却错当莪,于是心有所动,遂以为比。莪香美可食用,并且环根丛生,故又名抱娘蒿,喻人成材且孝顺;而蒿与蔚,皆散生,蒿粗恶不可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结子,故称牡蒿,蒿、蔚喻不成材且不能尽孝。诗人有感于此,借以自责不成材又不能终养尽孝。后两句承此思言及父母养大自己不易,费心劳力,吃尽苦头。中间两章是第二层,写儿子失去双亲的痛苦和父母对儿子的深爱。第三章头两句以瓶喻父母,以罍喻子。因瓶从罍中汲水,瓶空是罍无储水可汲,所以为耻,用以比喻子无以赡养父母,没有尽到应有的孝心而感到羞耻。句中设喻是取瓶罍相资之意,非取大小之义。“鲜民”以下六句诉述失去父母后的孤身生活与感情折磨。汉乐府诗《孤儿行》说“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从地下黄泉”,那是受到兄嫂虐待产生的想法,而此诗悲叹孤苦伶仃,无所依傍,痛不欲生,完全是出于对父母的亲情。诗人与父母相依为命,失去父母,没有了家庭的温暖,以至于有家好像无家。曹粹中说:“以无怙恃,故谓之鲜民。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无所告,故衔恤。上堂人室而不见,故靡至也。”(转引自戴震《毛诗补传》)理解颇有参考价值。第四章前六句一一叙述父母对“我”的养育抚爱,这是把首两章说的“劬劳”、“劳瘁”具体化。诗人一连用了生、鞠、拊、畜、长、育、顾、复、腹九个动词和九个“我”字,语拙情真,言直意切,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声促调急,确如哭诉一般。如果借现代京剧唱词“声声泪,字字血”来形容,那是最恰切不过了。这章最后两句,诗人因不得奉养父母,报大恩于万一,痛极而归咎于天,责其变化无常,夺去父母生命,致使“我”欲报不能!后两章第三层正承此而来,抒写遭遇不幸。头两句诗人以眼见的南山艰危难越,耳闻的飙风呼啸扑来起兴,创造了困厄危艰、肃杀悲凉的气氛,象征自己遭遇父母双亡的巨痛与凄凉,也是诗人悲怆伤痛心情的外化。四个入声字重叠:烈烈、发发、律律、弗弗,加重了哀思,读来如呜咽一般。后两句是无可奈何的怨嗟。
赋比兴交替使用是此诗写作一大特色。三种表现方法灵活运用,前后呼应,抒情起伏跌宕,回旋往复,传达孤子哀伤情思,可谓珠落玉盘,运转自如,艺术感染力强烈。《晋书·孝友传》载王裒因痛父无罪处死,隐居教授,“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又《齐书·高逸传》载顾欢在天台山授徒,因“早孤,每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学者由是废《蓼莪》”,类似记载尚有,不必枚举。子女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实际也应该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义务,而此诗则是以充沛情感表现这一美德最早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不仅在诗文赋中常有引用,甚至在朝廷下的诏书中也屡屡言及。《诗经》这部典籍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