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兰花没有牡丹、海棠的妖冶富丽，也没有寒梅、霜菊的傲峭冷艳。它清秀雅洁，芳香馥郁，如淑女婷婷，似君子彬彬，别有一种幽淡孤清的风韵。历来富贵者爱牡丹，隐逸者爱菊梅，而清雅孤高、弱而不阿的文士就偏爱幽兰了。
崔涂这首诗通过咏写兰的贞芳幽独，寄托自己孤高而又哀伤的抑郁情怀，在咏兰诗中是偏于感伤的一类。诗篇兴寄鲜明，旨在抒情，所以诗人对兰不作描绘，而是集中笔墨，诉说兰花自持芬芳却遭风雨侵凌又被弃如路草的悲惨命运，以自伤不遇。诗篇写得质实、深婉，恰如一株飘零的幽兰，质而芳，柔而韧，顾盼自哀，低回不已。
诗人代兰自诉，娓娓说道。开篇先自剖高洁：“幽植众能知，芬芳只暗持。”幽兰常常生于山野、谷畔，但不因清寒而不开，不因无人而不芳。这两句写兰的芳质，又突出了兰幽植孤生，芬芳不被人识的客观处境。宋刘克庄咏兰诗中写它“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意与此相近。但“幽植”二句除自剖之外，还暗责世俗不识芳洁，一笔两开，诗意半含半露，奠定了全篇顾盼、低回的韵调。
“自无君子佩”承首句，“未是国香衰”承次句。兰被推为“花草四雅”之首，有“花中君子”的美称，又因其幽香浓郁，有国香之誉。我国古人常以佩兰表示芳洁，屈赋中有“纫秋兰以为佩”的诗句，唐太宗李世民有《芳兰》诗：“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与此相关，古来也把贤人遭弃比作芳兰无人采折。屈原内美而好修，却反遭斥逐，他慨叹“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为统治者所不容的李白也发出“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秋兰》)的悲慨。秉性耿介，后被罢相的张九龄也咏兰为寄：“幽林芳意在，非是为人论。”(《悲秋兰》)“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感遇》)。这些诗或发抒不平，或自赏孤花，但都掩盖不住遭受冷遇的孤寂。而崔涂这两句，从主体客体两面着笔：兰花芳节香质不稍减，可君子却置之不顾。这是期待后的失望，内省后的自伤，更充满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
“白露霑长早，青春每到迟。”因生于山林，寒露早至，使之先期零落;春光晚顾，又晚得佳期。这一迟一早，写出境遇之惨凄，显出芳魂玉质难得久持的无限悲苦，作吞吐哽咽之声。
诗篇已三层递进，愈转愈悲，但诗人仍情不能已。由于以上种种遭遇，兰对自己的生存意义产生了疑虑：“不知当路草，芳馥欲何为？”芳质高格，无人赏识，被弃掷路侧，形同荒草，那么自己独抱贞节，自开自芳，又有何用?步步退逼，终归于凄绝，把不遇之情，推至顶点。至此诗篇的抒情形象完成了。我们好象看到了一株生于草野当风离披的芳兰，又似看到了一个落拓不偶，抑郁难伸的贤士。
此诗运用传统的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由于作者对兰的禀赋特征体察入微，自己的思想情调又与之相契，物性与人情，各自昭然，又妙合如一。诗中所言皆为兰，又无一不是作者的自道。王士祯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这正可用以评价此篇。
作为借物抒情的作品，它体物幽微表现细腻。诗情如一根不绝的丝缕，柔细绵长，欲断又续。既写出幽兰几遭侵凌，生机欲断，却期待不已、春心不死的柔韧之质；又表现了作者虽郁塞难伸，却执着人生追求不舍的深挚沉郁、无限凄苦之情，哀婉幽怨缠绵不尽。
此诗表现细腻，感情深微，诗境却并不狭小，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有很高的典型意义。这不能不归之于作者对诗意的提炼和表达的灵活、准确。诗篇不仅咏物抒情相融相映，一笔两到，在具体表达中，用笔又始终是一语双关，言己言他，叹恨如一。使人一面感到幽兰的悲诉、哀凄，一面又感到世人的冷漠、霜露之无情，在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现实的严酷，使人不禁想起李商隐《咏蝉》的名句：“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在哀伤的感情中，又含有几分冷峻。这样，诗篇在自叹自伤之外，深刻地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这首取材平常的咏物诗表现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这首诗载于《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是一首送别之作。在这首诗中，“云”是诗人歌咏的对象，也是贯穿全诗的线索。
“火山”二字首先刺激人的审美欲望，把人的注意力拉引到辽远壮阔的塞外。此诗前四句连贯而下，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把火山火云推到人们面前。一二句都以“火山”开头，第三句以“火云”起始承接第二句尾，三句中凡四次出现“火”字，描写的笔锋在“山”“云”上腾挪，让人感到诗人在这种奇异的现象面前兴奋不已。“满山凝未开”从正面具体展现火山云的外观，主体感强。“飞鸟千里不敢来”紧接着从侧面渲染这外观的奇异可惧。火山云的形象便鲜明突出。夸张中已为下文送人经过火山做了铺垫。
前四句是大笔勾勒，目的在于让人得到火山云的总体印象。次四句笔锋一顿，转写火山云的动态。“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说这些火山云早上刚被风吹散，傍晚又随雨重新聚集起来。同“满山凝未开”的厚重浓浊相比，这种动态的云轻盈灵巧多了。“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两句互文，描写火山云远“侵”近“略”的威力。“斜”“半”分别点出火山云与铁关、交河戍的关系，从空间位置上烘托“吞”“掩”的气势。
既有静态的描摹，又有动态的刻画；既有时间的纵向变化，又有空间的横向展开。对火山云的描写便可告一段落，结尾二句自然归结到送别上来。第九句“火山”二字轻轻收束前八句，使得对火山云的描写实际上成了描写送别的环境背景，路途遥遥，行路艰难，——对行人的关怀之情全部包括在“迢迢”二字之中。最后一句不出现人，孤云独马的意象却让人想见军士塞外相别的独特场景，以及军人的骁勇剽悍。
诗人曾两次出塞，边疆的风沙草石和火山冰雪磨砺了他的意志，军中生活的粗犷豪迈锤炼了他的性格，所以他能临别不伤，通过歌咏塞外特有的奇丽不凡的景色为对方壮行。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