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的时节，杜甫本想寻伴同游赏花，未能寻到，只好独自在成都锦江江畔散步，每经历一处，写一处；写一处，又换一意；一连成诗七首，共成一个体系，同时每首诗又自成章法。
第一首写独步寻花的原因从恼花写起；第二首写行至江滨见繁花之多；第三首写某些人家的花，红白耀眼，应接不暇；第四首则写遥望少城之花，想象其花之盛与人之乐；第五首写黄师塔前之桃花；第六首写黄四娘家尽是花；第七首总结赏花、爱花、惜花。组诗前四首分别描写恼花、怕春、报春、怜花而流露出悲愁的情怀；后三首显示出赏花时的喜悦之情，蕴含春光难留之意。全诗脉络清楚，层次井然，是一幅独步寻花图，表现了杜甫对花的惜爱、在美好生活中的留连和对美好事物常在的希望。
这组诗，每首都紧扣着寻花题意来写，每首都有花。第一首起句的“江上被花恼不彻”和末首的“不是看花即欲死”遥相呼应，真如常山蛇，扣首则尾应，扣尾则首应，而其中各首都抓绘着赏花、看花，贯串到底。
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花恼人，实际上是花惹人爱。花在江上，花影媚水，水光花色，更是可爱。“颠狂”两字把爱花的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于是诗人觅伴赏花，“走觅南邻爱酒伴”。可知杜甫是找他的邻居一同赏花的。“经旬出饮独空床”，明写这位爱酒伴是出饮，但他该也是独自赏花去了。这“无处告诉只颠狂”写的是两个人的事——他们都到江畔独步寻花去了。也可能寻花的还有更多的人，谁都爱美。这七首绝句写寻花，贯穿了“颠狂”二字，这第一首诗是解题。
第二首：“稠花乱蕊畏江滨”，是承第一首“江上被花恼不彻”而来的。江上的花是纷繁的花和杂乱的蕊左右包围着江的两边，浣花溪一片花海。第一首头一句说“江上被花恼不彻”，而这首第二句则说“行步欹危实怕春”。王嗣奭在《杜臆》把颠狂的形态和心理都讲得比较透辟。花之醉人如此，接着写驱使诗酒，“未须料理白头人”。这是写花之魅力，花添诗情酒意，花使青春长在。这是寓有哲理，也合乎情理的。
第三首：“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这两句又是承二首句“稠花乱蕊畏江滨”而来，把大的范围缩到小的范围——两三家。范围缩小了，花却繁忙起来了。诗的起句是写静态，红花白花也平常。而加“多事”两字，顿觉热闹非常。“多事”又是从前面花恼人而生发来的，其奇妙处也是前后辉映。
末二句抒情，把春光拟人化。“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似乎有所妙悟，也似有所解脱，但其深情，仍该是爱花。
第四首：“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组诗又宕开一层，写洗花溪边的繁花缤纷，这是村居所见之花；作者这时又想象成都少城之花，“百花高楼更可怜”。这句和他后来写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两句前半截极相似，而后三字哀乐迥异。“更可怜”即多可爱的意思。
遥看少城之花，本是烟雾迷惘的烟花，但不曰烟花，而曰花满烟，真如《杜臆》所云“化腐为新”了。这样把城中之花再来陪衬江上、江滨村中人家之花，有远望近观之异，而乐事则相同。末二句以发问作结，“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实叹招饮无人，徒留想象，余韵无穷。
诗题为独步寻花，组诗的第五首则写到黄师塔前看花。“黄师塔前江水东”，写具体的地点。“春光懒困倚微风”则写自己的倦态，春暖人易懒倦，所以倚风小息。但这为的是更好地看花，看那“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这里叠用爱字，爱深红，爱浅红，爱这爱那，应接不暇，但又是紧跟着“开无主”三字来的。“开无主”就是自由自在地开，尽量地开，大开特开，所以下句承接起来更显出绚烂绮丽，诗也如锦似绣。
第六首写寻花到了黄四娘家。这首诗记叙在黄四娘家赏花时的场面和感触，描写草堂周围烂漫的春光，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和适意之怀。春花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切和谐，都跃然纸上。首句点明寻花的地点，是在“黄四娘家”的小路上。此句以人名入诗，生活情趣较浓，颇有民歌味。次句“千朵万朵”，是上句“满”字的具体化。“压枝低”，描绘繁花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弯了，景色宛如历历在目。“压”、“低”二字用得十分准确、生动。第三句写花枝上彩蝶蹁跹，因恋花而“留连”不去，暗示出花的芬芳鲜妍。花可爱，蝶的舞姿亦可爱，不免使漫步的人也“留连”起来。但他也许并未停步，而是继续前行，因为风光无限，美景尚多。“时时”，则不是偶尔一见，有这二字，就把春意闹的情趣渲染出来。正在赏心悦目之际，恰巧传来一串黄莺动听的歌声，将沉醉花丛的诗人唤醒。这就是末句的意境。“娇”字写出莺声轻软的特点。“自在”不仅是娇莺姿态的客观写照，也传出它给作者心理上的愉快轻松的感觉。诗在莺歌“恰恰”声中结束，饶有余韵。此诗写的是赏景，这类题材，盛唐绝句中屡见不鲜。但像此诗这样刻画十分细微，色彩异常秾丽的，则不多见。如“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常建《三日寻李九庄》），“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王昌龄《春宫曲》），这些景都显得“清丽”；而杜甫在“花满蹊”后，再加“千朵万朵”，更添蝶舞莺歌，景色就秾丽了。这种写法，可谓前无古人。其次，盛唐人很讲究诗句声调的和谐。他们的绝句往往能被诸管弦，因而很讲协律。杜甫的绝句不为歌唱而作，纯属诵诗，因而常常出现拗句。如此诗“千朵万朵压枝低”句，按律第二字当平而用仄。但这种“拗”决不是对音律的任意破坏，“千朵万朵”的复叠，便具有一种口语美。而“千朵”的“朵”与上句相同位置的“四”字，虽同属仄声，但彼此有上、去声之别，声调上仍具有变化。诗人也并非不重视诗歌的音乐美。这表现在三、四两句双声词、象声词与叠字的运用。
“留连”、“自在”均为双声词，如贯珠相联，音调宛转。“时时”、“恰恰”为叠字，即使上下两句形成对仗，使语意更强，更生动，更能表达诗人迷恋在花、蝶之中，忽又被莺声唤醒的刹那间的快意。这两句除却“舞”、“莺”二字，均为舌齿音，这一连串舌齿音的运用造成一种喁喁自语的语感，维妙维肖地状出看花人为美景陶醉、惊喜不已的感受。声音的效用极有助于心情的表达。
在句法上，盛唐诗句多天然浑成，杜甫则与之异趣。比如“对结”（后联骈偶）乃初唐绝句格调，盛唐绝句已少见，因为这种结尾很难做到神完气足。杜甫却因难见巧，如此诗后联既对仗工稳，又饶有余韵，用得恰到好处：在赏心悦目之际，听到莺歌“恰恰”，增添不少感染力。此外，这两句按习惯文法应作：戏蝶留连时时舞，娇莺自在恰恰啼。把“留连”、“自在”提到句首，既是出于音韵上的需要，同时又在语意上强调了它们，使含义更易体味出来，句法也显得新颖多变。
最后一首：“不是爱花即欲死”。痛快干脆，毫不藏伏。杜甫惯于一拚到底，常用狠语，如“语不惊人死不休”，即是如此。他又写道：“只恐花尽老相催。”怕的是花谢人老。下两句则是写景，写花枝之易落，花蕊的慢开，景中寓借花之深情，以对句出之，更是加倍写法，而又密不透风，情深语细。
这首诗的首联写刘评事虽暂时隐居，不久当复起用，而自己则事业无望；颔联写刘有谏草将由门下省采纳，尚待鹤书赴垄，诏请入朝；颈联写刘暂居莲峰之下，不久当入京师；尾联称美刘评事宠辱皆忘，欹枕读书，时惊蠹鱼从书中落下。这是一首应酬之作，用“君”与“我”相对，采用对偶的方式成文，诗中四句都是一些善颂善祷之语，并无深意，表达了诗人对仕途不顺的感叹。
首联即以对比手法写刘评事之居永乐是暂时闲休，但自己的闲居却不同于刘评事。刘评事只是一时退隐暂休，是将升迁的休闲，自己则全无本事和刘评事一样升迁，委婉曲折地写出自己难言之隐。
颔联是为刘评事不久即将升迁表示祝愿，两句实为倒装句。
颈联首句以望莲花峰可见写刘评事晋京之路已不远，以物寄意，显得生动突出，永乐地近潼关，莲花峰西峙，到莲花峰即与长安靠近，因而望莲花峰就可见晋京之路并不远，这也是劝慰祝愿之语；次句则为刘评事将来归京后这闲居之处将变得冷落空虚而惋惜。
尾联说自己已经完全忘却名利，每日惟有倚枕读书自乐，显然是自我排解之词。其心中难言之痛隐然见于言外。诗人在永乐闲居时始终不忘国事，急于用世之心理见于不少诗中，所以此篇诗之所谓忘名利，只能是强自排解之辞。
这首诗旨义甚明，在第二句。李商隐感叹“青云器业”之离已远去，“君”、“我”对举，刘乃“幽闲暂居”，我则“器业全疏”，相比照而寓心中感慨。三、四回应“暂居”。“封谏草”即“上封事”似刘评事暂离大理寺而将调谏职，如补阙拾遗之任，故下云“待鹤书”也。五、六“莲耸碧峰”、“水掖翠扇”，回应“幽闲”。七、八回到自身，照应“青云器业我全疏”：如今我惟日日与典籍图书为伴，枕落蠹鱼矣。七句写“忘名利”，是所谓“全疏”，此义山愤激之辞，而不是真忘其匡国之心、青云之志者。落句“惊”字妙，亦《赠田叟》之云“在野无贤心自惊”也。
词人通过对帝王欢娱享乐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封建帝王生活的种种丑态，将笼罩在帝王身上的世之尊崇的光环打翻在地，将其丑恶庸俗的嘴脸暴露无遗。
上片描写皇帝与嫔妃宴乐的情景。起首的“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两句，写金銮殿上灯光如昼，在影影绰绰的灯影之中，皇帝正在与一位嫔妃相戏。此二句用法巧妙，词人不去正面描写皇帝与嫔妃的狎昵状态，而是通过对宫殿里灯火辉煌的场景的描写，借说烛影下有“双龙”相戏来表现皇帝的淫佚。接下来的“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两句，写这位嫔妃极力地向皇帝劝酒，皇帝醉态已显，进酒的人口中还在高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由此可见，此处的“官家”是对皇帝的俗称。 “真个醉”三字，表明皇帝真的有了醉意，其中也暗示着皇帝对这位风流娇美的嫔妃的痴迷，隐约流露出词人对皇帝沉迷于酒色的嘲讽。
下片续写宴饮的欢娱。“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两句，写这位嫔妃又跳起了《伊州》旋舞，皇帝看得心花怒放，亲自为她重整头上斜斜欲坠的玉簪，对此妃的怜爱之情可见一斑。这位妃子劝君醉饮之后又献舞，可见其献媚邀宠功力之高深。结拍的“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二句，写皇帝被这位嫔妃哄得高兴了，宣其前往侍寝，而今夜此妃得幸侍君，六宫之中将有多少嫔妃会因失宠而怆然泪下。词人在此处笔锋一转，宕开一笔，开始为数千深锁宫中的女子的不幸命运而哀叹，既哀其羡慕这位嫔妃得幸侍君，又为她们年华虚度而叹惜不已。
这首词语气诙谐，充满了对封建帝王昏庸淫佚生活的嘲讽。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