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译文
译文
金陵繁华多少事,都不过是历史中的一笔,我独自登上了江城的高处,只见满目萧然,凄清寒凉。
一只飞鸟飞过,身后一缕细烟飘散在江边。几片帆船在风雨中向下游飘去,可是游子的归舟?
晚风吹来,红叶萧萧作响。寒云惨淡,沉沉的压着旧楼。
故国亡去,失去故园的凄凉有谁知道?人心怎么还能像以往一样,自在潇洒呢?
注:王珪时任北宋左相,写作此诗北宋在与西夏的两次战争中均遭失败。
首句破题,兼点时、地。为排解乡思而怀古,但往事如烟,相隔久远,难以追寻。独自踟蹰江边古城,扑入眼帘的只有萧索的秋景。“悠悠”、“独上”、“满目秋”,开篇即为全诗笼罩了一层孤寂、萧索的气氛,并与尾联的“故国凄凉’‘谁与问”形成呼应。
中间二联,即承接“独上江城满目秋”,着力描写诗人眼中的秋光。晚烟凄迷中,一只水鸟孤零零地落在僻静无人的沙洲上。秋雨淅淅沥沥,江面上稀落地飘零着几片帆影,驶向归途。萧瑟的晚风,把山麓层林的红叶吹得七零八落。暗淡的寒云密布低空,阴沉沉地似乎要把古城压垮。一句一景,犹如四幅画屏,物象虽不同,却同是淡墨素彩,集中反映了秋光的萧瑟,创造了一个寥落清冷的意境。
中间二联,融情于景,锻字炼句,显出作者艺术匠心。用“萧萧”“惨惨”修饰“暮吹”与“寒云”,摹声绘色,写出了晚风凄景,寒云惨淡,也写出了作者的心绪; “惊”运用拟人手法,既写出了秋风中“红叶”飘零的情状,也写出了诗人心头之“惊”;“压”既形象地写出了寒云之重,也表现出诗人心情之沉重。
尾联归结全诗,为金陵秋景图点睛。这历史上虎踞龙盘、人杰地灵的雄都,如今竟一派凄凉,无人过问;登临此地,谁也没有往日那种激扬分发、踌躇满志的风情气韵。“故国凄凉”应“江城满目秋”,“谁与问”应“独上”。“人心无复更风流”,由以上种种风物,水到渠成地诱发出了不吐不快的感慨,体现了诗人深深的忧思。
北宋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弱集贫的局面。时任左相的作者,对国势日益衰微,感触必深。“故国凄凉”未必只是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首诗格调的寥落沉郁,与昂奋进取的盛唐气象迥然有别。宋朝立国不久,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痼疾,旨在缓和危机的王安石变法,虽部分地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强兵”的效果甚微。元丰四年、五年(1081---1082)同西夏进行两次战争,都惨遭失败。第二次的“永乐之败”,丧师二十万,神宗“临朝痛悼,为之不食”(《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当时王珪在朝身任左相,对国势日益凌夷,感触必深。《金陵怀古》的“故国凄凉”之叹,未必只是一般的发吊古之思,很可能是感慨国势的时代悲愁的曲折反映。
这篇赋描写了永州群山环绕宛如牢笼的景象,运用两句说一事的方法,层层推进,“兮”字加在中间,能更充分的表达感情,楚辞的悲怆之感油然而生,赋的后半部分直抒胸臆,放声号哭,让人只觉悲不忍闻。全赋淋漓尽致地抒泄了作者的痛苦与悲凉。
开头八句,写地处楚、越之间的永州的山形地势。“楚越之郊”二句说永州地区万山环绕,山势腾踊如波浪起伏。“波涛”一喻,是从其动态方面来看的。“回合仰伏”二句,又说山丘峰峦之形态,或环回,或接合;或上仰,或下伏;或稍离,或遮拦,不一而足。“重墉”一喻,是从其静态方面来看的。“沓云雨”四句,写永州之气候让人难以适应:过量的雨水浸沤着厚厚的泥土,腐草烂叶蒸腾着腥臊的气味;阳气被壅隔而不能舒发,阴气却连成一片,沉凝固塞,笼罩着山林。这使当地人民生活困苦,也使作者的身心健康都受到严重摧残。“哀斯民之增劳”一句有如《离骚》“哀民生之多艰”一句,将自己和民众的痛苦全部包含在内。
“攒林麓”二句以林麓代丛棘,以虎豹代狱大,以明喻第二次点题。“胡井眢”句就自身立言:我为何这样缺乏远见,乃至历尽坎坷险阻而无处逃遁,没有出路?作者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参加“永贞革新”,正所谓“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结果却是远贬蛮荒,正是“井眢管视”。“顾幽昧”二句,立即转入正论,这是第三次点题,其中“虽圣”一词有着强烈的反讽意味。最后以“山之囚吾”第四次点题,淋漓尽致地抒泄了作者的痛苦与悲凉。
全赋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通过“借喻”的手法,突破传统的“以朝市为笼”,把永州的群山比作狴牢,以极为奇特的构思,通过两句说一事来层层推进,巧妙而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压抑十年却无处诉说的幽怨激愤。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此赋一百八十余字,篇幅很短,但表达的思想很明确,一是叹“士生之不辰”,二是不甘于“没世无闻”。前者与他人的同类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情绪;后者则是司马迁特有的衷曲,与《报任安书》一脉相通。它表现了作者为实现志向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而且对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的社会黑暗现实,表示了强烈的控诉和批判。全文感情悲愤激越,语言简劲铿锵,个性鲜明,震撼人心,是赋体中极为成功的作品。
这篇赋是司马迁因李陵事件罹祸后写的,作者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对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昏昏罔觉”表示极大的愤慨,控诉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揭露统治集团的互相倾夺、贪生恶死、好贵夷贱。篇末“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和“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等语,表露了司马迁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与《报任安书》中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相对照。
西汉辞赋表现为大赋,颂扬着帝王功德,润色着帝王鸿业,作者身处被人称颂的“汉武盛世”,控诉着当政者的专断横暴,批判着他们美恶不分、公私不明、互相倾夺、贪生怕死、好贵夷贱之种种丑行、恶行,可谓逆世之道第一人。也正因为此,所以虽克己复礼,仍“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
司马迁不以赋见称,但他生当大赋盛行的时代,流风所及,其赋作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这篇短赋在名气上虽不如一些名赋,但也还是颇具特色的。其中的反复铺陈、排比对偶,正是司马相如以来汉赋的主要特征;句式的规整与有节奏的变化比司马相如似乎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对后来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