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二句追述楚宫旧事,说明男女间的至情是古今长在的。“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二句以“微生”与“襄王”对照,暗示自己如今已无复人间之乐,旧日的欢愉有如一梦,却令自己终生思忆。这表明了作者悼亡恋旧,感喟无穷,不能自已。
李商隐诗常涉人生哲理,并与人生情感体验融汇。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认为:此诗感情内涵,实较复杂。人间之乐与云雨之梦,似代表现实与理想两种不同境界。仕宦婚姻之顺遂,家室人伦之乐趣,皆常人所经营所依恋者。然徒有此则人生不免卑琐。故作者乃刻意追求更美好之人生理想。而此种理想境界又正如云雨梦思,虚幻恍惚,难以寻求,且并追求理想之高情远意,亦不为世所理解。人间之乐,亦因己之坚持理想而不能享有。是则理想之境,现实之乐,两皆落空,此实理想主义者之莫大悲剧。“微生尽恋人间乐”,于“人间乐”固有所不足,然其中又寓有并此亦不能享受之悲哀;“只有襄王忆梦中”,于己之独持理想固含自负,然又不免透出孤孑与自伤。屈原《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义山此诗,实祖屈子之意而融铸自身独特生活体验与思想性格。屈原坚信其人生理想,义山则既向往又深感其虚幻,表现为幻灭中之追求。至于“民生各有所乐”,则并屈原亦未否定。故以为义山于“人间乐”有所不足则可,以为即是庸俗之代称,则似未切。就全诗论,自伤之情固多于自负。
这封信分为五段,层次、脉络分明。
第一段开门见山,说明绝交的原因,开篇劈头就是“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贵在相知。这里如此斩钉截铁地申明与山涛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点明写这封信的缘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祭师多事,主动取厨师而代之。嵇康信手拈来,变了一个角度,道是厨师拉祭师下水,这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别强调了一个“羞”字:庖人之引尸祝自助,是因为他内心有愧,因为他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触到了山涛灵魂中敏感的地方。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具有“先声夺人”之妙。行文用典,历来有“死典”、“活典”之别。象嵇康这样,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便上成功的佳例。至此,与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点出,下面就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们相处的原则。文中首先列举出老子、庄周等十一位历史人物,借评论他们的事迹阐发了“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原则。表面看来,嵇康这里对出仕、归隐两途是无所轩轾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许山涛,但联系上文一气读下,就不难体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样的时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鲜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推许成了辛辣的讽刺。当然,这种讽刺是全然不动声色的,而对方却心中明白、脸上发烧。古人有“绵里针”、“泥中刺”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含蓄的讽刺手法,在阐述了“循性而动”的一般处世原则后,作者笔锋一转:“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指出人们根据气节本性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强行改变的。这是承上启下的一笔。
第三段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况来。他写了自己极度懒散的一些生活习惯后,使用了一个比喻:“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真是形象之极!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常驯之鹿,他对山涛说:不错,出去做官司可以得到“金镳”、“嘉肴”——富贵荣华,但那代价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牺牲掉我最宝贵的东西——“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因此,我宁赴汤蹈火,不要这富贵的圈套。写到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议论,作者就已把自己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与恶势力妥协的立场,生动地描摹出来了。
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笔。
第四段,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了。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
下面一段转而谈对方,以交友之道责之。在列举了古今四位贤人“真相知”、“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他讲:这个道理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当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来,是以“达者”相许,然而下面随即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在骂山涛了: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达者”,谁知道你却象那强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象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这两句话骂得真够痛快,正是嵇康“刚肠疾恶”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开篇处的讽刺还是绵中之针的话,这里则是针锋相对了。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命笔之际,愤激愈增的心情。
最后,作者谈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离事自全,以保余年”。这一段锋芒稍敛。因为他是一时风云际会的领袖人物,是司马氏猜忌的对象,故不得不作韬晦的姿态。但态度仍坚定不移:“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说是宁死不合作了。而对山涛鄙夷之情,犹有常尽,故终篇处又刺他一笔:野人有以晒背为快乐,以芹子为美昧的,想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动声色,而揶揄之意尽出。
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魏晋之际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然而,《绝交书》的认识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愤激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在士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绝交书》中描写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反映出当时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夜晚为元宵,是我国传统的一大节日,民间有盛大的灯会来庆祝。这日的风雨必然给佳节带来阴愁的气氛,而作者此词是在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惟以悲哀为主,主体的情感色彩最为浓重。词人于明代崇祯庚辰(1640)进士,中进士数年后,明王朝覆亡了。清兵攻破桂林,他便削发为僧,法名澹归,隐居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当时金堡正是中年,此后古佛青灯又度过了三十余年岁月。这首词作于晚年,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的高境,而且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波澜。
起笔紧扣词题,写出上元节气候的异常现象。“东皇”即传说中的东方青帝,乃司春之神。“海门”,古镇名,故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司春之神不理解人间之事,将风雨倒吹海门潮,以致有元夕之阴雨。这必然给人们造成节日不愉快的心情,为全词定下基调。因风雨之故,元夕灯会也显得异常地冷清。抒情主体还由于特殊的心情,见到微弱稀疏的烟火,犹如蜡炬烧残,心字成灰;听到隐约断续的笙歌,好似人在哽咽,泪水湿了罗巾。这是联想所致,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但却反映了内心悲苦之情,以之观物,故有是感。“吾无恙”是一个转折,欲从悲苦情绪中自我解脱。整个社会在上元似乎都陷于悲苦之中,作者以为自己则是超脱尘俗的。说“无恙”实是自我嘲讽,意味着国亡后的偷生苟全,过着闲静的生活:香炉里焚烧着柏树子,发出浓郁的香气;煮茶品茗,尝试卢仝的七碗茶。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煮茶的水声,古人以为有如松涛。宋人苏轼《汲江煎茶》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作者对于焚香煮茶的僧人生活,暗中感到惭愧和悲伤,所以设想:如果明月来相寻,他已如埋葬于深山空谷,无从寻找了;而经过战争和国难,已与旧王朝失去联系了。“暗尘随马”当是指明亡的战争。“星桥”本是传说中银河的鹊桥,北周诗人庾信《七夕》有云“星桥通汉使”。现在战争之后,星桥拆去,无法通汉使了。这两个隐喻里包含着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悲哀和绝望。
词的下片紧接上片所寓的亡国之痛,而继之表现个人家庭在历史巨变中所遭到的不幸。关于素馨花,宋人吴曾说:“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么,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象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素馨花开遍的田间路上,作者曾有一段美好生活的回忆。“当年梦”便点明是在回忆往事。“金屋藏娇”用汉武帝作金屋以贮阿娇故实,比喻家有娇美之姬妾。这已成了当年的梦,而今梦醒了,一切都不存在。作者遂由感旧的情绪而引起伤今。“漆灯”乃为亡人照明之用。春秋时,吴王“阖闾夫人墓周回八里,漆灯照烂如日月焉”(《述异记》)。“蔗”即甘蔗。现在梦醒后,见不到漆灯再明,也不见甘蔗生的幼苗。这非常晦涩地叙述了妻妾失散亡故、子嗣断绝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家破的情形。国亡家破竟是如此紧密地连结一起,因而对人生感到了绝望。削发为僧,隐埋空谷,正是这绝望心情的反映。从前豪华富贵的珠围翠绕的生活象短暂的时光一样很快逝去,而今心事迟暮,行将就木,更不知今后有谁能洒酒祭扫孤坟了。“钟鸣漏尽”语出《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说:“年过七十,而居以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抔土”指坟茔。“浇”即酹酒而祭之意,宋人戴石屏妻《怜薄命》词云:“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士。”作者以艰涩之语补足了现实的痛苦心情,表现出晚年的孤寂悲凉。可见这位僧人,尘俗之念尚未尽净,而有如是情感的波澜。词情至此,已将悲伤的情绪推到了高潮。结尾处以虚拟的方式,又让情绪低落下去,而表现得却更缠绵了:悲伤之情象门前流水一样,夜夜朝朝,无有断绝。
全篇以“上元风雨”为题,逐步展开了对国亡家破后悲伤情感的抒写,历史的内容深蕴而丰富,曲折地表达了明末志士隐微而深厚的爱国情感。作者难忘的不幸遭遇和积蓄的怨恨,在沉埋多年之后突然在元宵风雨时触发,因而词情痛切感人。词中用了大量的冷僻事典和词语,使词意晦涩难解,而几个对句特别工稳贴切,结构绵密完整,这些都说明作者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无论就思想与艺术而言,此词应是清初词坛的佳作。可惜金堡的作品在清初遭禁毁后,流传的很少。